在17世纪和18世纪戒训权力技术是围绕个人的肉体进行高效运转的，通过分隔、监视、分等、审查、归档、锻炼和训练来对个体的肉体负责任，以增强其力量。然而，从18世纪下半叶起出现了另一种权力技术，是针对生命、活着的人群的非戒训的权力技术，即调节的权力。如果说戒训权力致力于分隔、监视、训练和惩罚个体的肉体，那么，调节的权力则聚焦于人群生命特有的整体过程(生死、疾病、寿命、健康等)。人类生命现象和机制进入了知识和权力的领域，进入了政治技术的领域，知识和权力都要为生命负责。“人口是权力的相关物和知识的对象”①，正是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的“人口”这个关键要素的导入，才使得财富分析转变成政治经济学、自然史转变成生物学、普通语法转变成历史语文学。福柯把人视为人口的形象，强调要从人口的诞生出发来理解《词与物》所说的“人”及其人文科学的必要性。
虽然“在18世纪期间发生的人体的解剖—政治（l'anatomopolitique)之后，我们看到在18世纪末出现了某种东西，它不再是一种人体的解剖一政治，而是我所称呼的一种人类的生命政治”(biopoli-tique)”②。但调节的权力并未排斥和取代戒训权力，而是包容并部分改变戒训权力，并在人口这另一个层面上运作。戒训个体肉体和调节人口整体生命这两种权力是相互重叠的，且因为并不处在相同层面上而能相互连接。肉体一有机体一戒训一制度是一个系列，人口—生物学过程一调节机制一国家是另一个系列，这两个系列并不相互排斥，并不绝对对立。戒训在管治(police)这种既是惩戒的又是国家的机关中能轻易具有国家的面向。而国家在对人口生命的整体过程进行调节时也会涉及一系列次国家的制度。“肉体的戒训和人口的调节构成了生命权力机制展开的两极。”①而权力的最高功能从18世纪下半叶起也许就不再是杀戮，而是从头至尾包围生命了。从19世纪起随着民事斗争成为追求国家普遍性的主要形式，权力也旨在生命的国家化，国家权力要对生命、活着的人负责任。以往的君权理论规定君主有对臣民的生杀大权。君主的权力通过其杀人权利而彰显出来。君主只有在杀人时才行使其对生命的权利。君主的权利“不是使人死或使人活的权利。也不是让人活和让人死的权利。这是使人死或让人活的权利”②。福柯这里强调的是生死权利中的非对称性。而19世纪的政治权利和权力(“使人活并让人死”)正好对这个古老的君权(“使人死或让人活”)作了补充。
第十一章战争：权力关系的分析器
①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uce, 1977—1978,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81.
② Michel Foucault. Il faut defender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6. Seuil/Gallimard, Paris, 1997, p.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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