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以19世纪城市里的工人居住区为例说明针对个体肉体的戒训技术与针对人口的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医疗保险、住房保障)等调节技术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同样，在19世纪，兼具肉体和人口要素双重特征的性也同时受到戒训技术和调节技术的交互作用。性不再像以往那样被血吞噬。在权力的诸多要素中，如果以往是血缘与法律、死亡、违犯、象征和君权联系在一起，那么现在则是性与规范、知识、生命、器官、戒训和调节联系在一起。性因其处于“肉体”和“人口”的连结点这个特殊位置而成了生命权力的中心目标，生命权力面对着性去谈论性，谈论后代、健康、种族、人类未来和社会机体的生命力。性作为政治目标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性同时是进入肉体生命和人种生命的通道。”③通过分析“性”这个个体的密码就可能对个体进行戒训，同样，通过分析“性”这个社会力量的标志就可能揭示社会的政治能量和生命活力。“性(lasexualité)恰好处在肉体和人口的十字路口。因此，性既属于戒训的范围，又属于调节的范围。”①而医学作为既作用于肉体又作用于人口的一种知识—权力(un-savoir-pouvoir)，就能同时起戒训和调节作用。这样同时起戒训和调节作用的只能是医学规范，戒训规范与调节规范相互交织运作于规范化社会。当然，这两种权力技术之间的差异还是明显的。调节的权力借助人口统计学重点关注的是与所有经济和政治问题相关的整体生命过程(出生、死亡、寿命、繁殖、发病率等人口现象和问题以及覆盖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和生存环境问题)，要分析在人口这个群体中产生并在一定时段内加以考察的偶然事件，建立保障机制，通过适当干预，来刺激出生率，降低发病率，减少死亡率，延长寿命，改善生存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如果说17世纪和18世纪在学校、医院、兵营和车间等地运转的戒训权力重视对个体肉体进行细节上的监视、训练和规范，针对个体肉体的绝对的、戏剧性的和阴暗的君权能让人死，那么，从18世纪末起调节的权力则重视对人口群体作整体上的平衡、调节和干预，是一种让人活的权力。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I, la volonté de savoir,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76. p.183.
② Michel Foucault, Il faut defender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6, Seuil/Gallimard, Paris, 1997, p.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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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Michel Foucault,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I, la volonté de savoir,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76, p.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