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历史一政治话语不仅反法律主义，也反卢梭式的自然主义，不仅并不叙述那个规定了国王、王权和臣民根本关系的王国基本法，也不探寻先于社会机体而存在并将构建社会的那种原始人(无论是作为权利交换者，还是作为产品交换者)。布兰维里耶的历史一政治话语树立起始终与文明人交战而从不放弃自由的“野蛮人”(barbare)，正是为了反对18世纪法律思想所谈论的作为交换媒介并为了自己的生命、财产而让渡权利、放弃自由的“原始人”(sauvage)。蛮人、强人、斗士、恶人，他们都是历史人，野蛮人诞生于其所要摧毁的文明人的历史背景中；而好人、原始人、交换者、善人，他们都是自然人，原始人崛起于其自然背景。18世纪历史一政治话语并不是要在革命与野蛮中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始终奏响了革命与野蛮的二重奏。福柯断定“社会主义或野蛮”是个伪命题，真实问题就是“革命与野蛮”。相比于法国贵族、君主制和议会都具历史意识，法国资产阶级因其偏爱开明专制因而是反历史的，甚至是反历史主义的。这就不难理解在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之前和之初，资产阶级的卢梭主义恰恰诉诸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来应对在这个权力的理论和分析领域进行战斗的其他政治主体的历史主义。“成为卢梭主义，恰好求助于原始人，求助于契约，就是要躲避由野蛮人、他的历史以及他与文明的种种关系所限定的这整个格局。”①当然，福柯也强调资产阶级的反历史主义并未能阻止历史的重新讲述，并未能掩饰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复活的两大历史形式：罗马的复活和查理曼大帝的复活。
第十二章 政治历史主义
① Michel Foucault, Il faut defender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6, Seuil/Gallimard, Paris, 1997, p.50.
② Ibid., p.169.
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