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黑格尔辩证法似乎是有关矛盾和战争之普遍的和历史的运动之话语，但福柯也否认黑格尔辩证法是历史一政治话语的哲学验证。因为辩证法在矛盾的逻辑中对战争、斗争和对抗进行编码，并把它们纳入总体化和最终根本上不可逆的合理化这个双重程序之中，并最终在历史上构建了普遍主体、调和的真相，以及对所有特殊性都予以落实的法律。黑格尔及其同道作为哲学一法律话语的代言人就对记录、宣告和实施社会战争的历史一政治话语进行了殖民和专横调解。“辩证法就是凭哲学秩序或许政治秩序而对这种拥护根本战争的苦涩话语进行的调解。”②
福柯注意到虽然在18世纪历史话语把战争视为政治关系唯一的基本分析器，但从法国大革命起，历史话语却以一种矛盾的方式对组成历史可理解性的战争这个要素进行了缩减、限制、殖民、分散、教化，甚至平息。从19世纪起，作为历史背景的无止境的战争和作为政治主要因素的支配关系，这个双重威胁将被缩减和分散为区域威胁、暂时插曲，并最终在和解的意义上被平息。如此被操控的战争不再构成历史，而是保护和保存社会，内战是为了保卫社会以对付来自社会机体内部以及社会机体本身的种种危险。“这就是社会战争思想史上的历史(l'historique)向生物(le biologique)的重大翻转，社会建制(le constituant)向医学(lemédical)的重大翻转。”①对战争的理解发生如此重大翻转的原因是民族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17世纪的历史话语在法律层面上讲述国家自身的合法性，强调民族形成于臣民与其国王的人身一法律依附关系，18世纪的历史话语则否认国王组成民族，而是把国王视作一个民族用来与另一个民族交战的工具，并强调旨在作战的民族力量并非国家力量，叙述民族的历史作用就是使用军事力量去统治其他民族，那么，19世纪的历史话语则聚焦于民族与国家的依存关系，用从有可能构建国家的个体到国家本身的实际存在之间的垂直关系来刻画民族，叙述民族的历史功能是使用民事力量来治理和掌控国家。“民族不再主要是野蛮和好战的统治关系中的合作伙伴。民族是国家之积极的、构建性的核心。”②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Il faut defender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6, Seuil/Gallimard, Paris, 1997, p.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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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Ibid., p.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