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福柯并未停留在“从帝国到民族一国家”这一传统历史解释的简单模式，也未因为历史事实复杂多样而预言“帝国一后帝国”的笼统理论框架，而是从战争模式出发延展和深化了“帝国一民族国家一国家种族主义”这一话语历史轴线。于是，对历史一政治话语之演变为国家种族主义的考察是福柯政治历史主义重点关注的又一个话题。有关种族战争的历史一政治话语在18世纪和19世纪经历了两次变形：与民族解放和殖民运动相联系的生物学上的变形；在社会战争背景下，同一个种族内上下两个不同等级之间进行的阶级斗争意义上的变形。曾经在17世纪处于边缘阵营的种族斗争话语经历第二次变形后，成了社会种族主义之中心化、集中化、集权化的权力话语：此时战斗并不是发生在两个种族之间，而是发生在同一个种族内部的在掌握权力、持有规范的人与缺乏权力、偏离规范、威胁生物学遗传的人之间，种族清洗、种族隔离、社会规范化都是以种族斗争话语为原则来进行的。此时我们斗争的最高使命不再像该种话语起初宣称时那样必须通过保卫自己来对抗敌人、对付社会，因为敌人使用社会上的国家机器、法律和制度这些工具来奴役我们，而是我们必须保卫社会来对付下等种族之反种族的生物学危险。这个最高使命就是国家种族主义所实施的社会规范化、社会保守主义的整体策略。种族主义把以往的战争论题变成了生物进化论题，把战争意义上的战斗变成了生物学意义上的战斗，把以往由两个种族、两个集团组成的二元社会变成了生物学有机体的一元社会，把国家必定不公正这一论题变成了国家必定保护种族完整性、优越性和纯洁性这一论题。“我认为当种族纯洁性论题取代种族斗争论题时，种族主义就诞生了，或者反历史正在变成一种生物学种族主义。”①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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