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军。
帝国权力关系解释了新的生命政治的、经济的和制度的系统，社会生产与处于社会生产核心处的基本合法性规范在整个生命政治社会空间内同等重要，而不再有主次之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分①。在生命权力(biopower)统治下的帝国，经济生产与政治建构愈来愈趋于重合。帝国统治着整个社会生活，帝国呈现出生命权力的典范形式，并致力于一种在历史之外的永久而普遍的和平。②
奈格里和哈特之所以强调从思想王国转入生产王国的重要性，是因为他们认为生产王国最能清楚地展现社会不平等，也最能有效地抵抗和取代帝国的强力。奈格里和哈特在用生产概念来包容生命概念时，使得生产成了生命政治性的生产，从而拓宽了福柯生命政治的空间向度。奈格里确认福柯的著作确定了帝国统治从戒训社会转向治理社会的职能变换，并让人们认识到新权力范式的生命政治本质。奈格里意识到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马克思曾确认的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占有过渡到实质占有，也就是与福柯所说的从基于司法权力的戒训社会向基于生命权力的治理社会的过渡是同步的。福柯从权力运作、权力抵抗和主体呵护等角度、方面去分析权力关系，这其中一个角度也是奈格里所尝试的，奈格里主张从工人的“自我肯定”这个角度去分析反对资本的阶级斗争。当然，奈格里不同于福柯之处明显体现在福柯视野尚缺乏“资本”维度并拒斥阶级分析。
在《生命政治的生产》一文③中奈格里和哈特强调从司法观点我们虽然已能领会帝国之观念发生的某些要素，但难以理解帝国“机器”在社会现实中如何实际运转。为此，奈格里要探究权力范式的具体条件和实际变革，他不仅揭示社会现实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量，还要阐明激发此种生产的主体性。他们承认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为他们审视帝国权力机制铺平了道路，但也表明了他们的思想见解不同于福柯。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从社会形式方面，福柯的工作使得奈格里和哈特能确认西方发生的从戒训社会(société disciplinaire)向控制社会(sociétédecontrôle)的历史性的和决定性的过渡。监狱、工厂、学校、医院这些戒训机构通过构造思想和实践的边界，通过准许或规定异常者或正常者的行为举止来实施其戒训权力。但奈格里和哈特把福柯的戒训化时期从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和古典时期延伸至世界资本主义积累的整个初期，并主张控制社会是在现代性终结处开启的并朝向后现代，且社会控制的权力机制总是显得较为“民主”、较为内在于社会领域，散布于公民的头脑和肉体之中。“权力固有的社会整合或排斥行为因而愈来愈在主体自身中内化。”①不同于戒训社会中的惩戒权力通过监狱、工厂、学校、医院这些社会机构从外部来影响个体的活动，权力与个体的关系是封闭的、静态的，权力的戒训侵入抵消了个体的抵抗，而控制社会中的生命权力则通过强化和推广针对灵肉的正常化机器，借助柔顺的、可调整的和浮动的网络从内部来影响生命和欲望，权力与个体的关系是开放的、动态的，权力通过全部社会关系而直抵人口的灵肉深处。其次，福柯的工作使得奈格里和哈特能确认这个权力新范式的生命政治性质。“生命权力是这样一种权力形式，它从内部，通过追随、解释、吸收和重组社会生活来操控和管理社会生活。”②权力只有成为全部个体心甘情愿加以包容和复活的一个整合的和生命的功能，才能确实有效地控制人口的整体生命。生命权力就是要管理生命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2001, p.41.
② Ibid.. p.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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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MichaelHardt,Antonio Negri, « La production biopolitique »,Multitudes,2000/1(n°1)，pp.16—28.此文也是《帝国》一书第二章的大部分内容(MichaelHardt，AntonioNegri,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2001,pp.2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