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奈格里和哈特看来，马克思谈论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占有向现实占有的过渡，法兰克福学派分析国家的极权统治或启蒙的反常辩证法对文化和社会关系的占有，而福柯探讨的从戒训社会向控制社会的过渡与前两者根本上是不同的:福柯并不聚焦于由马克思描述、接着由法兰克福学派重新表述和展开的那个占有过程的单向度特征，而基本上是探讨了后来被德勒兹和瓜塔里更为清晰地加以阐发的复(lapluralité)与多(lamultiplicité)的悖论。当现实占有被视为不仅围困社会的经济或文化维度，而且还特别包围社会生命(biossocial)本身时，对这种占有的分析就扰乱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线性的和极权的形象。一旦市民社会被国家吞并，各种抵抗就在社会网络中心活跃起来；个体点在“千高原”(milleplateaux)上就显得独特了。因此，福柯所隐含的、德勒兹和瓜塔里所阐明的，就是权力的悖论，该权力自身通过统一和包容社会生活的全部要素(同时失去其实际调停不同社会力量的能力)，显示出一个新背景、一个不可控的多样的和独特的新环境、一个事件环境(unmilieude l'événement) ①
第十三章从生命政治到死亡政治
①②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La production biopolitique», Multitudes, 2000/1(n°1),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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