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格里和哈特认为，这些关于控制社会和生命权力的理论描绘了帝国理论全部的两个基本方面。主体新的多方面性(universalité)应该在这个帝国概念的框架中被理解，权力新范式趋向于这个终极目的。于是，在基于契约形式或联合国形式而构建起来的原有的国际法理论框架与帝国法的新现实之间就出现了真实鸿沟。当新的法律概念出现在全球化背景中并能把整个地球当作唯一的系统整体时，我们就必须假定一个直接的先决条件(特别状态中的行动)和一个合适的、灵活的和形塑技术(管治技巧)，作为新帝国法的坚实内核和关键要素。特别状态中的行动和管治技巧与独裁和极权主义的司法手段毫无关系。法律权力仍然严肃、依然起关键作用：成为程序上的力量。“这个彻底的变革显示出权力与主体性之间非调停的关系，同时表明了先前”调停的不可能性和事件之不可操控的时间多样性。”②新的超国家法律应该在三重规定性基础上得以确定：支配地球的无限空间，渗入生命政治世界的深处，面对不可预见的时间性。正是在此，帝国概念必须为自己的确立奋斗并证明自己的有效性。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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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Ibid., p.20.
①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