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格里把生命政治生产定位于后现代，因为资本主义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可由两大变化来加以刻画：工人或无产阶级、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这些生产者都愈来愈使用头脑来进行生产，生产关系也必定随着劳动一力量的变化而变化；资本主义制度变得愈来愈极权和凶残，已从控制和剥削工人变为控制和剥削全体公民，资本主义生产已是生命政治生产。①由此看来，权力新范式的生命政治背景对奈格里和哈特的分析是完全关键的。他们认识到，这个背景向权力所提供的，不仅有服从与不服从之间或形式的政治参与或拒绝之间的选择，还有生与死、贫与富、社会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全部选择。鉴于新的权力概念在探讨帝国权力的这个维度时会遇到巨大困难，鉴于新的权力概念未能具体地触及生命权力所有实际方面，帝国法最多只能部分地再现世界秩序新构造的下层图式。因而，奈格里和哈特的分析也就聚焦于生命权力的生产性维度。
奈格里先是分析了福柯思想在处理生产与生命权力和控制社会之间的关系时存在的理论得失。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那些著作中，福柯认为如果不弄清楚生命政治背景是如何逐渐服务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就难以理解大革命前旧体制的“主权”国家向“戒训”国家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对个体的控制，不仅仅通过意识或意识形态，还在身体中并且凭借身体来进行。在奈格里和哈特看来，福柯设法把社会再生产的问题和所有的“上层建筑”要素都置于基本的物质结构的界限内，并且不仅依据经济，还依据文化、灵与肉来定义这个领域。虽然福柯强有力地把握了社会的生命政治境域，但福柯在人文科学领域内重新创造了一种功能主义分析而实际上牺牲了文化和社会再生产的动力创造机制，以至于福柯给不出“何谓bios?”的答案，以至于福柯不理解生命政治社会中真正的生产动力学。不同于福柯，德勒兹和瓜塔里则坚实地扎根于社会存在的生产问题，聚焦于社会生产的存在论要旨(lasub-stance ontologique)。社会机器的恒常运转生产了世界以及建造世界的主体和客体。德勒兹和瓜塔里似乎还是只能确实地设想到连续运动的趋势或绝对流变，以至于在他们的思想中，创造性要素和有关社会之生产的激进存在论，既无要旨，也无权力。他们虽然发现了社会再生产的生产性，但最终只是表面上并且昙花一现地把这种生产性表述为一个不确定的、被不可操控的事件所标记的混沌境域。①
第十三章从生命政治到死亡政治
① Antonio Negri, Time for Revolution, Continunm, New York • London, 2003, p.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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