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格里和哈特认为，当代意大利学者们轻易地捕捉到了社会生产与生命权力之间的关系，确认基于生产劳动新性质的生命政治维度及其在社会中的生动发展。他们的研究由相互协调的两个设想组成。一个设想是分析生产劳动的近来转变及其变得愈来愈非物质的趋向。在剩余价值生产中原先由工厂工人的劳动力所占据的关键作用，现在愈来愈由一种脑力的、非物质的、基于交往(lacommunication)之上的劳动力所获得。于是，很有必要展开一种新的关于剩余价值的政治理论，它能提出处于剥削机制核心处并或许因此处于无产阶级反抗核心处的这种新资本主义积累的问题。第二个设想，作为第一个的逻辑结果，就是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活生生的劳动之社会的和瞬间成为交往的维度，并由此提出处于剥削中或潜在反抗中的主体性的新形象问题。因此，在一种新剩余价值理论之后，就必须明确提出一种经由认识、交往和语言的主体性新理论。这些分析把生产置于语言和交往的境域中，确立了生产在社会构建的生命政治进程框架中的重要性，表明生产力的新形式足以具体地把握物质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之间动态的和创造性的关系。这些分析最严重的不足之一，就是倾向于只是在精神的而非物质的方面来探讨生命政治社会中新的劳动实践。可是，在生命政治的背景中，身体的生产性和情感(affects)的价值恰恰是绝对关键的。因此，奈格里和哈特要论及当代经济学中非物质劳动的三个主要方面：基于信息网络的工业生产的交往劳动；符号分析与问题解决的交互作用劳动；情感生产和操纵的劳动。这第三个方面因聚焦于身体的生产性而在生命政治生产的当代网络中显得尤为重要。奈格里和哈特认为，当代意大利学者们的这些分析虽然标志着某种进展，但其概念框架仍然太过单纯、几乎纯洁，只是触碰到了生命权力之新理论框架的生产动力学的表面。①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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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 La production biopolitique», Multitudes, 2000/1(n°1)，pp.2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