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奈格里和哈特打算从这些意大利学者部分成功的尝试出发进行工作，以确认生命政治生产的潜力。恰恰是通过以连贯的方式对照那些描绘了我们所说的生命政治背景的不同特征，通过把这些不同特征归并到生产之存在论，奈格里和哈特才能够辨别集体生命政治躯体的新形象。该躯体成为结构，这不是通过否认那激发它的原初生产力，而是通过确认这种生产力；该躯体成为语言，成为既是科学的又是社会的语言，这涉及一大群正在寻找关系的独特的和确定的躯体。该躯体，既是生产，又是再生产，既是结构，又是上层建筑，因为它既是广义上的生命，又是狭义上的政治。②奈格里和哈特必须下沉到由集体生命政治躯体提供给他们的生产性的和冲突性的规定性丛林之中。因而，生命的展开、世界和历史的构建过程就成了他们的分析背景。③
通过寻思帝国机器之政治的和至上的要素会如何构成，奈格里和哈特发现根本没必要局限于分析那些业已确立起来的超国家的调节机构。只有当我们在世界秩序之生命政治生产的动力学框架中加以思考，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这样的国际组织、多国或跨国机构才在超国家的司法构建中变得重要和有效。而民族一国家的旧框架至多有助于形成和培育帝国机器的行政人员、有助于树立新的帝国精英。①
第十三章从生命政治到死亡政治
①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 La production biopolitique», Multitudes, 2000/1(n°1)，pp.23—24.
②③ Ibid,,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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