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的跨国和多国协会在某些基本方面构成了生命政治世界的结缔组织。实际上，资本总是在全球视域中被组织起来的，但恰恰是在20世纪下半叶，多国和跨国的工业和金融协会才真正从生命政治的角度开始构成全球范围的疆域。某些人认为这些组织只是占据了资本主义发展先前阶段(从19世纪欧洲帝国主义直至20世纪的福特主义阶段)由不同国家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制度所把持的位置；奈格里和哈特认为这个想法部分地是对的，但又强调这个位置本身被资本主义的新现实所大大改变了。这些协会的活动不再通过强加抽象命令、组织十足的掠夺和不平等交换而得以确定，这些协会的活动直接构成和表述疆域和人口，并趋于把联合国变成用来记录由联合国开启的商品、货币和人口之流变的简单工具。跨国家协会直接把劳动力分散在不同市场上，从功能上赋予种种资源，从层级上组织世界性生产的各个部分。②“那架选择投资并支配金融和货币玩法的复杂机器决定了世界市场的新地理学，即真正地决定了关于世界的生命政治新构造。”③
鉴于帝国的生产是脑力生产者和体力生产者齐上阵的后现代生产.
帝国的交往也是愈来愈趋向于使用脑力作为交往工具的后现代交往。
无论是后现代生产者，还是后现代交往者，帝国的新主体只能是“诸众”。
奈格里和哈特认为，从金融视角看，世界图景较为复杂，人们可区分价值视域与分配机器，积累机制与交往手段，权力与语言。一切都在金钱的控制之中。生产、再生产和交往都披上了金融的外衣，在世界舞台，每个生物政治形象都穿着其货币华服。④巨大的工业和金融力量不仅生产商品，还在生命政治背景框架中产生施动的主体性(需求、社会关系、灵与肉)，产生了生产者、交往者。在生命政治领域中，生命注定为了生产、交往而劳动，生产、交往注定是为了生命而劳动。这是一个大蜂巢，蜂后在其中一直监视着生产、再生产和交往。交往网络的展开与新世界秩序的涌现有机相连，这是因与果、生产者与产品的关系。借助于网络来增加和构成相互关系，交往不仅表现出还组织了全球化运动。想象物(1'imaginaire)在交往机器的框架中被指引和传导。曾经被有关现代性权力的种种理论视为外在于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一切，现在则被看成是内在于这些关系本身的。社会空间的政治综合被固定在交往空间之中。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交往工业才占据关键地位。权力作为生产者来组织生产，作为组织者，权力又像权威那样发声。语言，作为交往者，产生商品，创造了主体性的增添，语言使这些主体性相关并对之进行层级化。交往工业把想象物和象征物整合进生命政治结构中，不仅通过使它们服务于权力，还通过真实地把它们整合进权力的运转之中。①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②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La production biopolitique», Multitudes, 2000/1(n°1),p.25.
③Ibid., pp.25—26.
284
④ Ibid., p.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