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格里和哈特接着讨论新世界秩序的合法性(lalégitimation)②和交往工业的关系问题。这个合法性既不产生于先前存在的国际协定，也不产生于早先初步的、基于国际法条约而创立的超国家组织的运转。帝国机器的合法性至少部分地产生于交往工业，即产生于新生产方式之转变成一架机器。这是一个产生自己权威形象的主体。这是一种只基于自身的合法性形式，是一种不停被自己的自动有效的语言的展开所重新明确表达的合法性形式。
奈格里和哈特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交往是生产之支配性领域之一并影响整个生命政治领域，那么，我们就必须把交往和生命政治背景视为共存的并具有共同的范围。而这个想法就把奈格里和哈特的交往理论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区别开来了。“实际上，当哈贝马斯展开交往行动概念，大力证明该概念的生产形式及其随之而来的逻辑结果时，他总是始于一个外在于这些全球化结果的视点，总是始于一个能阻止个体被信息所殖民化的有关生命和真相的视角。然而，帝国机器证明这样的视点和视角不再存在。”①相反，交往生产与帝国合法性的构建步调一致，不再能被分开。帝国机器具有自动生成者(auto-générateur)、自动调节者(auto-régulateur)、自动有效(auto-validante)的特征。任何探讨后现代性状况的司法理论都必须考虑这个关于社会生产之严格意义上的交往定义。帝国机器打算提出一个普遍公民身份的设想，并为此通过按照完全后现代的模式来消解身份和历史，来强化其干预交往关系整个要素所具有的实效性。“但是，与许多后现代考量所采取的方式相反，帝国机器远非消除基础性叙事，而是要真正生产和再生产基础性叙事(尤其是意识形态的主要叙事)，以便使自己的权力有效并颂扬自己的权力。”②总之，理解帝国法之实效性、有效性和合法性的根本关键就在于这种语言与生产相吻合，现实之语言学生产与自动有效地语言相吻合。
第十三章从生命政治到死亡政治
①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La production biopolitique». Multitudes, 2000/1(n°1)，pp.26—27.
② Ibid.,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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