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我们可以做两点评论。首先，奈格里和哈特的生命政治是在吸收前人思想并结合时代发展新状况的背景下阐发的，明显具有综合马克思、福柯、哈贝马斯等多种思想因素的特征。但他们以生命政治生产和交往的动力学之名来批判福柯的“结构主义认识论”(l'épistémologie structuraliste)却是缺乏理论依据的。因为福柯的权力谱系学与其说是一种结构主义，还不如说是一种新实证主义或政治历史主义。尤其是福柯的生命政治主要是为了构建一种聚焦当下时代诊断的历史存在论，而非一种像奈格里和哈特所说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再生产存在论。其次，如果说在批判现代性、反思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时，马克思在19世纪面对贫困问题而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时主要谈论生产技术，哈贝马斯在20世纪70—80年代面对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而探讨交往技术，福柯在20世纪70—80年代面对密布的权力网罗而聚焦权力技术和自身技术，那么，奈格里和哈特则在面对新世界秩序的合法性时，在生命政治框架内把生产(尤其是非物质生产)技术与基于语言和符号形式的交往技术有机结合在一起，却又不如福柯那么看重自身技术及其与权力技术相互之间的关系。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La production biopolitique», Multitudes, 2000/1(n°1),p.27.
286
② Ibid., p.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