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福柯、奈格里都强调至高权力在不同历史时期所经历的社会形态转型，如福柯认为对应于国家动力由中世纪权力等级制向现代戒训制的转变，社会形态也由管控型(主权范式)向功能型(治理性范式)转变，但奈格里更倾向于把此种转型视为主权概念内的转变：“现代性以制造秩序功能的超越性取代了传统的管控(command)超越性。”①这里的超越性是指主权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管控超越。韦伯彻底摧毁了黑格尔的现代国家主权观。现代性的衰落、现代主权的实现标志着生命权力的诞生。而在当今，市民社会不再是资本与主权之间适当的调节点，随着市民社会的消亡，学校、工厂、医院、家庭这类戒训机构的衰落，就出现了控制型社会的网络。然而，在控制型社会中仍然有戒训在起作用，且戒训更趋向于普遍拓展。奈格里进而断定福柯理论分析的精彩核心就是主张戒训的实施绝对内在于管控下的主体性，戒训是内在于我们主体性本身的内在驱动力。②奈格里认同福柯的观点：人性得有自然的特殊性，并不存在独立于自然的人。在这样超自然本性的人死后，唯有通过诸众内在的创造性生命力量来创造我们自己和世界。因为流动的诸众必须通过生产、自身珍视和自由这些活动来获得一个全球公民身份，诸众具有的自由流转力量是一种反帝国存在论的首要伦理行动。③鉴于生产与生命在生命权力的帝国范围内趋于重合，诸众就在整个生命领域内以存在的欢乐投身到反抗权力宰制的革命斗争之中。鉴于生命权力与共产主义、合作与革命可整合在爱、单纯和天真之中，奈格里显示出“身为共产主义者的不可抑制的轻松和快乐”①。
第十三章从生命政治到死亡政治
①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Empir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88.
②Ibid., pp.328—329.
③ Ibid., p.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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