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死亡政治：福柯与阿甘本
阿甘本在福柯、本雅明、阿伦特、施密特、德勒兹、海德格尔等人影响下，也在21世纪初发展了一种新的生命政治。不同于福柯、奈格里对生命权力所持的积极乐观态度，阿甘本基本上对生命权力持消极否定态度。鉴于奈格里与福柯的生命政治都重在历史性分析，划分跨度较大的历史时期(文艺复兴一古典时代—现时代，中世纪—现代一后现代/帝国），阿甘本则提出了侧重于结构探究的生命政治理论。由于阿甘本看到当今世界上所有类型的国家都接连成为居伊·德波(GuyDebord)意义上的“景观国家”和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议会制”，当代政治哲学摧毁性地把所有制度与信仰、意识形态与宗教、身份与共同体都分离开来并掏空其内容，以便重复和恢复其明确无效的形式，所以，阿甘本就强调对历史终结的考察必须同对国家终结的探究结合在一起，主张要让一种非国家和非法律的政治学和人类生活来掌控历史性，以揭开国家对历史本原(archē)的遮蔽。②阿甘本本质上大体赞同福柯的观点：当今的关键在于生命，政治也就转变成生命政治。但阿甘本理解这种转变的方式却不同于福柯。鉴于主权者的至高权力始终在生产和决断无处不在的“赤裸生命”(nudavita，barelife)，赤裸生命面对至高权力的生杀大权毫无生存可能性可言，阿甘本要探寻那种不能从中分离出“赤裸生命”而是具有种种生存可能性的生命形式(form-of-life)之生命，并确信这种抛弃了赤裸生命的生命形式将成为未来新政治的指引概念和统一中心。阿甘本把那个在当今已经成为常态之例外状态(state di eccezione，state of exception)之中的生命视为赤裸生命，“那个需要既被转变为例外又被包含在城邦之内的最终主体总是赤裸生命”①。在《神圣人》、《无目的之手段》等书中，阿甘本明确要修正和完成虽由福柯在20世纪下半叶阐发但未能充分展开的生命政治，接续了从福柯经由奈格里直至阿甘本的当代生命政治的核心线索。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413.
288
② Giorgio Agamben, Means Without End , Notes on Politic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0, pp.108—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