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甘本看来，在探讨“生命”这个论题时，无论是柏拉图的《斐莱布篇》，还是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都未曾使用表达简单自然生命意义的词汇zoé，而是使用了表达政治生命意义的词汇bios，区分了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限于家庭的生命体(simple vivant)与限于城邦的政治主体(sujetpolitique)。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义为一种“政治的动物”(politikonzoon)，表明人过着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生活在“快乐与痛苦、善与恶、正义与不正义”②之中。福柯从亚里士多德这个定义切人，谈论生命政治何以在现代以新的形象崛起：如果说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几千年间，人是具有额外政治生存能力的动物，那么，从现代起，人的生存因其政治和政治策略而遭受危险，自然生命经受国家权力的算计和围困，国家从领土型转变为人口型，国家权力转变为生命权力，现代政治也随之成了生命政治，从此资本主义发展也就得到了政治技术的保障。因为新生命权力通过一系列戒训控制创造了资本主义所需的“驯顺身体”③。
对于身处现代性政治场景的核心人物，福柯谈论的是“驯顺身体”，阿伦特探讨的是“劳动人”;阿甘本批评阿伦特对极权主义权力的分析缺少生命政治的视角，而福柯的生命政治又从未涉足现代生命政治的典型场所：“集中营和20世纪大型集权主义国家的结构”④。但阿甘本还是高度评价福柯对自然生命(lezoé)之被纳入政治生命(lapolis)进行研究、对赤裸生命的政治化所作的研究，这些都标志着古典政治哲学思想发生了革命性变革。阿甘本甚至把当今政治发展的颓势归因于对这一根本性变革的忽视。于是，阿甘本要在福柯和本雅明的引导下，在生命政治视域内，拷问赤裸生命与政治之间的联系及其诸种现代意识形态，以期解开诸多历史谜团，使得政治领域变得澄明，使思想回归其实践的召唤。
第十三章 从生命政治到死亡政治
① Giorgio Agamben, MeansWithout End, Notes on Politics, University ofMinnesota Press, 2000, p.6.
②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 California, 1998, pp.9—10.
③④Ibid.,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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