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之所以把福柯的“police”译为“管治”，主要基于福柯对西方治理技艺演变史的梳理和不同权力机制运作的分析论述。福柯援引过梯也尔(Thiers)的名言“国王统治，但不治理”①。这就为笔者排除“police”的旧含义提供了理论依据。不同于传统政治的君臣统治模式，近现代的“生命政治”呈现出“管治”这一新特征。跨越近现代几个世纪之久的“police”先后以“戒训”、“安全配置”为主要手段，而这两种手段无不体现出“管”和“治”的特点，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戒训”的重点在“管”，通过制定“规章”、确立“规范”来管，事无巨细都要管，每时每刻都要管，对个体从头管到脚，由“管”来“治”，采取的是拒斥个体欲望和利益的戒训主义。而“安全配置”的重点在“治”，通过确立“正常”来“治理”人口和经济，由“治”来“管”，实行的是认可人口欲望和利益的功利主义。
福柯“生命政治”的根本点就是要探讨人类自然性如何突然出现在一个权力关系的政治人为性(artificialitépolitique)内部。②安全配置这一权力机制针对的是自然存在与历史存在之统一体。福柯的“生命政治”包含了历史主义、整体主义和因果关系理论。权力机制的运作、力量关系的发生和续存都有赖于特定时空的其他关系(如生产关系、家庭关系、性关系、社会关系等)。生命一权力的运作凸显了历史变迁的维度、关系整体的视野和互为因果的联动。
绪 论
①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78.
②Ibid.,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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