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治”作为17、18世纪西方治理技艺在权力关系领域内运作所使用的主要政治技术之一，旨在维持国内秩序和增强国力之间确立起可控关系。“管治”在17世纪、18世纪有不同目的，针对不同对象，采用不同手段。我们必须认识到“17世纪”和“18世纪”的管治情形是有很大差别的。虽然两者都受“管治”，但17世纪的“身体”是受戒的，受制于规章严密的监视和约束，个体毫无自由可言，而18世纪的“人口”是受安全配置调控的，对人口进行治理必须满足一个必要条件：作为调节的权力只能通过并依赖每个人的自由才能运转。
“管治”在17世纪以针对身体的戒训为主要手段，以具有连续细密监视特征的全景敞视主义为基本原则，对监狱、学校、医院、工厂和军营等机构中的各式人群都实施了注重细节的“解剖政治”，以造就驯服的个体，谋求国家的强盛。“戒训”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就是存在着臣民(sujets)的多样性、民众的多样性，并由此去获得治理之目的、目标或结果。福柯把学校戒训、军事戒训、刑事戒训、工厂车间的戒训、工人戒训都视为某种管理和组织臣民多样性的方式，某种确定该多样性之植入点、协调性、各种轨迹和等级的方式。至于“全景敞视主义”，那当然也是指17世纪的主要“管治”原则。在18世纪，“管治”的手段和原则都有所改变，“管治”的主要手段已不再是“戒训”，而是“安全配置”，“管治”的原则也不再是监视个体身体的细致入微的“全景敞视主义”，而是针对整体人口以求效率的政治经济学原则和统计学原则。18世纪的重农主义对17世纪的“管治”实践及其权力机制的运作提出了质疑和批评；随之崛起的自由主义这一新的治理技艺之安全配置把“人口”这一“集体的主体—客体”(sujet-objet collectif)①视为政治生活核心和最终治理目标，对国家功能作了重新定位。如果说17世纪的“管治”(戒训)先确定规范(normation)，再进行正常化(normalisation)，根据是否符合规章来区分正常与不正常，那么，18世纪的“管治”(安全配置)则是先确定正常，考虑全部人口，统计出正常的致病率和正常的死亡率，区分互异的常态(normalité)，而不区分病人与非病人。安全配置“将测定正常与不正常，将测定常态的不同曲线，而正常化操作将在于使得常态的这些不同分布相互作用，并使得最不利的变为最有利的”①。鉴于在戒训中规范是首要的，而在安全配置中，正常才是首要的，而规范却是从正常中推导出来的。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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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