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阿甘本也指出了福柯研究工作的“盲点”:福柯在果断拒斥传统的司法一制度的权力分析模型时，诉诸管治科学的总体化技术和自身技艺的个体化技术这两种截然有别的研究进路，却始终无法在这两个进路的交会点上聚焦权力问题，他所谓的一种真正的“政治的”双重绑定(现代权力结构的个体化和总体化)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理由的统一中心了。而阿甘本的工作恰恰是要探寻权力的司法一制度模型与权力的生命政治模型之间隐藏着的交会点，揭露国家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之间的隐秘纽带，并断言把赤裸生命纳入政治领域，并进而创造一个生命政治身体就是至高权力的原初核心和原初活动。阿甘本由此窥测到现代权力与最古老的国家秘密之间遥相呼应的紧密关系，从而不同于福柯对西方政治史作分段式梳理的谱系学分析。
对于赤裸生命与政治权力的紧密关系，福柯认为主要是从现代性开始的，而阿甘本认为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就开始了，因为亚里士多德通过比照自然生命的“美好日子”(euemeria)与政治生命的“巨大困难”而极妙地表述了处于西方政治根基处的疑难，而在这之后长达24个世纪之久的岁月里，人们只是对该疑难“提供了各种暂时性的和无效的解决方案”，仍以例外的形式把赤裸生命纳入政治之中，未能修复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之间本可修复的断裂。阿甘本看到亚里士多德的那个定义已表明赤裸生命隐含在政治上有质量的生活中了，并进一步追问：为何西方政治首先通过排除赤裸生命来构建自己？从古希腊以来，卓越的形而上学使命就是必须永远把赤裸生命政治化，通过排除赤裸生命来确立人之城，而赤裸生命通过被排除在外的方式(作为城邦内部的一个例外)而居住在城邦内。自然生命/政治生活、赤裸生命/政治生存，就成了西方政治根基性的二元对立范畴。现代性延续着这个使命，“现代性只不过宣告了自己对这个形而上学传统的根本结构的忠诚”①，不断上演着赤裸生命被政治化的大戏。就医生、科学家与主权者在共同的领域内对赤裸生命进行决断而言，生命政治视域可界定现代性的特点。通过排除和纳入，现代性不断地在自身内生产赤裸生命，当今通过发展旨在消灭贫穷的民主资本主义也不断地把第三世界人口全都变成赤裸生命。②显然，阿甘本尤为强调现代与古代在生命政治二元结构上的一致性、同质性和传承性。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