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之所以要修正或至少完成福柯主义论题，是因为阿甘本认为现代政治的根本特征和决定性事实并非是把生命纳入城邦之中，也不仅仅是国家权力对生命进行算计，而是伴随普遍的例外变成常规的进程，原初处于政治领域边缘的赤裸生命领域开始逐渐与政治领域合而为一。③在政治领域发生的冲突中，赤裸生命既是国家权力戒训的客体，又是政治权力的主体。现代民主既想全力拥护和努力解放自然生命(zoé)，又想寻觅自然生命之政治生命(biosof zoé)，从而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之中：赤裸生命不仅给不了人以自由和幸福，反而还使人屈从于政治权力。身陷现代民主制困境中的公民就是阿甘本所说的赤裸生命、神圣人(homo sacer):其生命不能被祭祀，但可以被杀死。④阿甘本甚至认为，现代民主的衰落及其同极权主义国家在诸种后民主的景观社会中的逐渐交汇很可能导源于这一困境：现代民主在历经千辛万苦似乎最终战胜对手并臻于顶峰时刻却无力把生命从史无前例的毁灭中拯救出来，甚至于还成为其最无法和解的敌人的帮凶。由于政治只知道生命这一价值，因此，我们何时能走出这一困境，就何时能彻底清除那把对赤裸生命的决断转变成最高政治原则的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阿甘本就这样信奉民主与极权主义具有内在协同性的理念，诉诸鲜血和死亡来把自然生命的“美好日子”赋予公民，真正把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关联起来，因为阿甘本确信该理念和手段将可能为一种不再基于排除赤裸生命的新政治之崛起扫清道路。同时，既然大型的国家结构已开始解体，紧急状态已开始成为常态，那么，阿甘本就有可能从生命政治这个新视角切入来审视国家形式的原初结构及其界限，揭示无政府主义国家理论的缺点恰恰在于没有关注国家形式的原初结构，没有对例外状态予以应有的重视，以至于20世纪的种种革命都撞在国家理论(尤其是例外状态理论，即作为通向无国家之社会过渡阶段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块暗礁上翻船了①。
第十三章从生命政治到死亡政治
①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Bare Lif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 California, 1998, p.12.
②③Ibid,, p.101.
④ Ibid.,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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