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探究国家形式的原初结构就成了阿甘本生命政治的当务之急。例外是主权的原初结构，主权者是例外状态的决断者，是悬置宪法的决断者。主权暴力通过悬置法律而把无法(anomia)铭刻在约法(nomos)本身之中，还堂而皇之地宣称是在适用法律。从“一战”、“二战”至今，主权者决断的例外状态“已达到其全球部署的最大值”②，基于例外状态之双重排除的生命政治机器随时生产着赤裸生命。就重要性而言，施密特的主权者之于国家好比笛卡尔的上帝之于世界。阿甘本认为在施密特所说的“例外状态”中，规范与其实现之间的对立达到最大强度。③由法律在例外状态中假定并抛弃的神圣生命，默默地承载着主权，是真正的主权主体(sovereign subject)④。在此意义上，主权既不全然是一个政治概念，也不全然是一个司法范畴，也不全然是一个外在于法律的权力，或者司法秩序的最高规则。主权通过暴力禁止这种例外关系，通过悬置生命而把生命纳入它自身之中，掌控着赤裸生命的生与死。在阿甘本看来，从纳粹集中营中的犹太人，到关塔那摩美军基地中的囚徒，从第三世界的贫穷人口，到发达国家的富裕人士，无论身处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还是民主主义制度，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这样的赤裸生命。西方人千辛万苦营造的民族一国家家园对西方人而言仅仅是由自己挖成的死亡陷阱。出于某种政治考量，包括民主国家在内的当代国家都会有意创造出一种恒常性的紧急状态，例外状态似乎愈来愈成为当代政治主导性的治理范例。①因此，阿甘本呼吁当今社会力量务必要在任何地方打破那个在暴力与法权之间构建起主权的关联，从而把政治哲学建立在摆脱了任何主权与法权之控制的幸福世俗生活之上。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 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Bare Lif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 California, 1998, p.14.
② Giorgio Agamben, State of Excep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p.87.
③Ibid.,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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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GiorgioAgamben, Means Without End, Notes on Politics,University of Min nesotaPress, 2000, p,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