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确信：唯一真正的政治行动，就是切断暴力与法律之连接的行动，解除在例外状态中被绑定的法律与生命关系的纽带；我们具有的基于种种生存可能性的生命—形式(form-of-life)能成为政治的引导和统一力量，并能在生命政治的特定境遇中来防备针对赤裸生命的至高权力，从而弘扬我们的生命一形式的强力。为此，阿甘本通过探究修道(monasticism)范例来构建生命(vita)与规则(regula)之间的复杂辩证法，并强调：生命从未是受法律控制的一个财产，而只是一个通常的享用。①福柯探讨生命的治理问题不能不说有先见之明，而阿甘本更是预言生命将是未来哲学的核心概念。阿甘本询问生命政治的主体问题，揭露现代国家和主体本身联手在实施去主体化和再主体化过程中的危险后果，并发现晚期福柯在呵护自身与解放自身之间存在的悖谬之处。福柯起先关注18世纪那些基于君权并借助戒训来监视和矫正个体身体的权力技术，后来又聚焦于针对人口及其相关项的生命权力。阿甘本则通过重新引入施加在“赤裸生命”上的至高权力而延伸了福柯思想，这种“赤裸生命”因与自然生命相对立而被排除在政治领域之外，既不受法律保护，也无宗教呵护。至高权力决断赤裸生命的生与死，当针对生命的决断转变成针对死亡的权力时，生命政治由此翻转成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que)。其实，福柯早就预示了阿甘本这一“死亡政治”的思想：福柯早已发现在人口被生命权力特别关注之时恰恰就是人口面临灭顶之灾之时。此外，福柯也并非像阿甘本所指责的那样没有从生命政治视角来探讨20世纪的极权主义政治。
第十三章 从生命政治到死亡政治
① 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Stanford UniversityPress,2013, p.xiii.
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