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认为阿甘本并未如他所愿地“矫正”或至少“完成”了福柯的生命政治论题，而是偏离了福柯生命政治的理论轨道，而此种偏离既具有相应的积极效果，即重新找回了被福柯弃置的用于权力分析的法律话语和法律图式，试图把始终聚焦于例外状态并隔离和捕获生命体的至高权力视为内含于人类政治共同体的原初暴力，又具有相应的消极后果，即无视生命政治机器的权力机制的历史演变和权力机制的多样性，看不到至高权力与生命权力在不同历史境遇中的力量差异和特殊性。
第三节 生命政治余响
生命政治实际上变成了死亡政治吗?生命政治思想的可取之处在哪里?这种思想的本性又有什么因素妨碍它积极乐观地展开部署?按照坎贝尔(TimothyC.Campbell)①的说法，“隐秘—死亡政治”可取自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批判，并且像福柯、阿甘本和斯洛特戴克(PeterSloterdijk)这些研究生命政治的思想家都深受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早期福柯、阿甘本和斯洛特戴克都秉承海德格尔的看法，也看到了作为技术统治结局的死亡政治这一归宿，不过，晚期福柯关于自身呵护和自身技术的思想以及弗洛伊德和德勒兹的相关思想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积极的生命政治，用以化解技术批判必然导向“死亡政治学”的判断，并引入了斯洛特戴克的“免疫生命政治”(ImmunitaryBiopolitics)理论。坎贝尔本人则富有成效地期待一种不是通过死亡(thanatos)而被思考、而是通过生命(bios)而被实践的积极乐观的权力技术(techne)。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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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imothy C. Campbell, Improper Life; Technology and Biopolitics from Heidegger toAgambe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