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马克思于19世纪在揭露资本主义生产秘密时，论述了一种劳动政治经济学，那么，福柯于20世纪在揭示生命进入资本主义历史进程时，阐发了一种权力政治经济学。福柯把生命政治视为一种奠基于权力关系运作的治理一人口一政治经济学系统策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福柯为何要在政治经济学中探寻现代性的“帝国密钥”(arcanaimperii)。拉扎拉托(MaurizioLazzarato)论述了福柯与马克思有关思想之间的联系与差异：一方面，福柯接近马克思的观点，因为如何协调和支配那些作为生命体的人与那些拥有“物”以榨取更多权力的人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地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也是一个存在论问题。而另一方面，福柯又远离马克思的观点，因为福柯指责马克思和他的政治经济学将力与力之间的关系化简为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并由此把这些对称的和二元的关系当作所有社会动力和所有权力关系的源头。①而福柯思考的问题要具体得多，强调社会物质生活和居民健康生活的重要性，关注“公善”，关注“整个复杂的物质领域”:不仅自然资源、劳动产品及其流通和贸易范围，而且城镇和道路的管理、生活的状况(居住、饮食等)、居民的数量、居民的寿命、居民的工作精力和工作才能，都在该领域中起作用。②拉扎拉托认为，福柯生命政治要描述体现在权力政治经济学中的诸多权力关系，生命权力要对力与力之间大量的支配和服从关系进行“调整、编制、分层和标定”，而不能把这些支配和服从关系简单地投向个体。于是，“现代性根本的政治问题，并不是独一的主权权力的起源问题，而是诸多的力根据服从和支配的关系而行动和互动的问题”①。为此，拉扎拉托把生命政治看作力量关系为了让生命体产生更多的力而作的策略调整，而不是一种立法和奠基主权的力量。拉扎拉托也指出福柯把权力视为诸力量的战争对抗，就有可能陷入把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关系都理解为宰制(domination)关系的僵局，而福柯探讨的治理技艺显然成功地使福柯走出了困境，因为福柯明确区分了权力关系与权力、治理与宰制，强调治理只存在于权力关系之中，而权力只有宰制。“在我看来似乎必须区分权力关系和宰制状态，前者是作为自由人之间的策略游戏，这些游戏使得一些人设法决定其他人的行为，而其他人对之的反应就是设法使自己的行为不受制于人或设法转而决定他人的行为，而后者就是人们日常所说的权力。”②自由主体处于权力关系之中，形成了施加力量与抵抗力量的互动。个体并不始终被权力网罗而无法脱逃，个体正因为有可能改变境遇而成为自由主体。由于抵抗就是创造和再创造，就是创造新的生命形式，就是肯定自己的身份和创造力，所以，这样的自由主体也是创造主体。
第十三章从生命政治到死亡政治
① Maurizio Lazzarato, “Du biopouvoir à la biopolitique", Multitudes, 2000/1 (nol), p.48.
② Michel Foucault, “La politique de la santé au XVIIIe siècle", Dits et écrits , III, 1976—197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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