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为了评估人的认识能力，划定理性的合适界限，那么，福柯从事政治理性批判则是为了考察治理者的治理能力，剖析治理的合理化问题，限定治理的适度范围。鉴于马克斯·韦伯想用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之非合理的合理性所做的分析来接替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矛盾的分析，福柯并不自认为是韦伯主义者，因为福柯的问题最终并不是作为人类学不变项的合理性问题。因为福柯很清楚，虽然我们只有一方面假定了绝对理性这个价值，另一方面又冒险把无论任何东西都置于合理化类别中，我们才有可能谈论“合理化”本身。但重要的并不是以合理性为尺度来评价实践，使这些实践被评价为多少是完美的合理性形式，而是要看到种种合理化形式如何在实践系统中起作用。因为确实如果没有某种合理性体制，也就没有“实践”①。韦伯的“理想类型”作为一个历史解释范畴，是历史学家设法把某些资料联系起来的一个理解结构，它使历史学家能从一些一般原则出发重新把握加尔文主义的或国家的或资本主义企业的本质，而福柯在分析刑事监禁或癫狂精神病学化或性领域组织化所特有的合理性时，却坚持认为制度机构的真实运作并不局限于展现理性图式的纯粹状态。②福柯所说的规划、技术、配置都不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戒训”并不是对一个“理想类型”(“受戒之人”的类型)所作的表述，而是对那些本身响应局部目标(学校学徒、军队训练)的不同技术所作的推广和关联。①福柯的国家治理理论并不套用任何图式，福柯也不提出一个对社会进行整体分析的原则，而是要探究真假话语在历史中的构成及其现实效应。
结 论
① Michel Foucault, "Table ronde du 20 mai 1978”, Dits et écrits, IV, 1980— 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26.
② Ibid.,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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