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家观直接相关的就是阶级观。由于法律既非权力的真相，也非权力的托辞，而是权力的一个既复杂又片面的工具。于是，刑事制度并不简单地是一个阶级针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机器或统治阶级的非法暴力的托辞，而是经由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差异而使得一种政治和经济管理成为可能。遍布社会机体的多样权力关系与生产、亲属、家庭、性等方面的各种关系相互交织、相互制约，并可与总体策略整合，而无“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样的二元统治结构。显然，并不是只有统治者才有权力。因而，阶级斗争不能是权力行使的理由，却能是某些重大策略的“可理解性保证”①。福柯惊讶于人们在谈论作为历史主要原因的“阶级斗争”时，只着眼于定义“阶级”而全然不谈“斗争”问题，不思考阶级斗争是否是以其他方式继续的战争这个重要问题，福柯强调这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相互之间的斗争，而非特定主体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
于是，通常被史学家们所忽视的“卑贱史料”、“平民因素”、“平凡之人”进入了福柯研究的视野，这使得福柯能发现18世纪和19世纪初西方社会发生了从惩罚(la punition)优先到监视(la surveillance)优先这种权力实施方式的转变。虽然大家都熟知大动乱、政权体制的制度调整和国家制度最高层权力代表得以改变的方式，“但当我在考虑权力机制时，我其实在思考权力毛细管状的存在形式，即权力伸入个体们的本质(legrain)，触及个体们的身体，并融入个体们的行动、态度、话语、学习过程和日常生活之中”②。18世纪权力实施是以突触性方式在社会机体中进行，而不是在社会机体上面进行。确实，正是这种毛细管状的、微观的新权力的成形，推动了社会机体驱逐宫廷和国王。“于是，君主成了一个既过时又荒谬的离奇人物。”③鉴于以往学者大多关注帝王将相这些掌握生杀大权者及其相关的经济结构，福柯则聚焦于微观权力的毛细管状式的实施方式。因为权力战略和权力机制从未被系统深入研究过，至于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和结合就更是被忽视了。
结论
① Michel Foucault, “Pouvoirs et stratégies", Dits et écrits, III, 1976—197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p.424—425.
② Michel Foucault, “Entretien sur la prison: le livre et sa méthode", Dits et écrits, II, 1970—1975,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741.
③ Ibid., p.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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