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政治如何诞生于18世纪的西方?福柯强调生命政治在作为治理技艺的自由主义框架下诞生。这是因为如果说16世纪至18世纪初，西方政治哲学的基础问题是国家的宪政问题，那么从18世纪中期起直至今天，政治哲学的基础问题就不再是国家的宪政问题，而是治理的节制性和合理性问题，也就是自由主义的问题。鉴于以往的国家的宪政权力总是追求最大程度的统治，总是抱怨“我们治理得太少”，自由主义则谋求最低程度的治理，总是坚信“我们不该被过度治理”。在此意义上说，作为生命政治的诞生背景的自由主义既非政治理论，也非意识形态，而是使治理活动合理化的方法和原则。这样的自由主义并不是不要治理，并没有否认治理的必要性，而是要以最小的经济和政治成本获得最大的治理效果，这其实就是一种治理的功利主义。不同时期的自由主义对治理实践作了批判反思，福柯无意勾勒出从18世纪直至20世纪的整个西方治理史，而是通过20世纪德国秩序自由主义和美国新自由主义这两个当代事例向我们展现了纳粹主义、经济统制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实行的过度治理所带来的官僚政治、机构臃肿、权力机制僵化、妨碍经济、破坏市场等危险后果。
生命政治奠基于人口。由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编织而成的人口及其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自然是福柯生命政治的聚焦点。鉴于作为诸多个体之联合的群体总是追求不受任何治理的无政府状态，而人口要存在、生存和维持，则必须经受权力的安全配置的治理。18世纪中期重农主义已经实现了西方近代治理技艺从身体向人口的重大转变。对人口的治理并未排斥自由，而是维护甚至放任一种现实的自由。现实自由是权力的安全配置得以有效运转所必不可少的相关物。这样的自由已不再是近代所谓的作为人的特权的自由，而是人和物之流通的可能性、流通的能力。福柯确立了对人进行治理的一个根本性指导思想：作为调节的权力只能通过并依赖每个人的自由才能运转。显然，权力与自由并非对立关系，而是互动关系。权力的安全配置不再区分正常人与非正常人、病人与非病人，而是考察全部人口，形成案例，测定风险，消除风险，实现人口安全。从城邦安全、君主安全、领土安全到人口安全，西方治理史发生了多次重要转型。注重人口安全的治理，不再仰仗君臣等级关系，也不诉诸法律禁令形式，而是调控一系列相互作用的自然变量(气候、环境、商贸、物质条件、法律、习惯、道德、宗教等)，来发现和辨认出稳定有序的功效、普遍的欲求、整体的利益。
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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