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强调作为自然存在与历史存在的统一体，人口并不受制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而是受制于一系列相互作用的自然变量。人口并不是臣服于统治者意志的领土上的全体个人的总和，人口不是用来统治的，而是用来治理的，并且必须遵循人口的自然性(自然变量、欲求、整体稳定性)来加以治理。由于权力与知识相互作用，联为一体，所以，人口就不仅是近代权力机制的特殊相关物，也是近代科学知识系统发生重大转换的关键因子。结合《词与物》和《生命政治的诞生》的相关论述，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人文科学对象的人口的崛起，标志着古典知识型向近现代知识型转变，标志着财富分析转向政治经济学、博物学转向生物学、普通语法转向历史语言学。用福柯的话说，从18世纪中期起，旨在国家富强的政治经济学取代法律而成为促使治理理由和实践作出自我限制的知识工具、估算形式和合理性形式。
马尔萨斯执著于人口，马克思聚焦于阶级，福柯则关注权力。如果说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催生了一种人口—经济学，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创立了一种阶级一政治学，那么，福柯的治理理论则阐发了一种生命一政治学，把安全机制、人口、治理与政治开放结合在一起加以考量，他开启的政治理性批判引导我们深思一个重要的安身立命问题：既然治理是必须的，那么我们该被治理到何种程度呢？
权力与自由是何种关系?这并非对立和排斥关系。虽然福柯认为权力关系无处不在，无论在人与人之间的言语交往关系中，还是在恋爱、制度或经济关系中，一个人总是设法操控另一个人的行为，但福柯强调主体自由是权力关系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而这种自由主要体现为抵抗的自由、反叛的自由。操控与抵抗处于此消彼长的动态关系之中，任何一方都不能完全无视、战胜另一方。否则，权力关系难以维持。如果权力关系无处不在，那是因为自由无处不在。而无处不在的自由也意味着自由主体针对权力关系的抵抗无处不在。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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