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认为启蒙运动通过思想、理性和自己所属的知识史中的事件来为自己命名，按照自己的过去和将来进行自我定位，并为自己指明在目前必须完成的任务来达到认识自我的目的。也就是说，启蒙运动编造了“进步”的神话。福柯赞赏康德要破除这个进步的神话，因为没有一种永恒的原因在过去、当下，以及将来都会起作用。事实上，我们不能肯定使进步成为可能的原因不仅在特定时刻起作用，而且也保证了人类作为整体不断前进的普遍趋向。同理，福柯也否认革命是一种“进步”。因为革命的成败并非人类进步与否的征兆。革命中重要的，不是革命本身，而是对革命的热情这一人类道德倾向，正是这种倾向才把人们引向革命的政体。正是因为确信任何战争都是为了夺权而非出于正义，因而，福柯主张用社会斗争来关注公正，而不是用公正来思考社会斗争。虽然当今以颠覆国家政权为目的的暴力革命明显减少，但国际法层面上的“强权即公理”至今还大行其道，多极化、全球化运动是否能为人类带来公平正义，这依然是马克思和福柯所不能预料、分析和评判的。
福柯高度评价萨特有关著述在“二战”后的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中产生了重大政治影响，但不能接受萨特继续对法国戴高乐政权说三道四。福柯的理由是：很显然，当法国在戴高乐执政下资产阶级化业已成为事实时，生活于并得益于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就没有必要去质疑这个进展了。正是资产阶级安逸的生活为知识分子提供了研究条件，使得他们能研究原始部落的性、19世纪小说的语言结构或者18世纪生物学或政治经济学问题这样一些在日常生活中处于边缘的和无用的事。①福柯坦承知识分子始终处于社会的边缘，必须凭其专业水准，而非普遍良知，去关注和支持反对日常权力的斗争，而不鼓动任何革命运动。因为反对日常权力的斗争并不倾向于获取权力，而是拒绝权力，取得成功。而革命运动则根本不以取得成功为目的。因为革命一旦成功，潜在的革命力量就会被削弱。从1967年到1972年，法国极左运动都遵循这一“永不成功”的革命宗旨。①一人倒下，会有千万人站起来。领袖们总是呼吁要“继续革命”，这不是没有理由的。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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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Interview avee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I, 1954— 1969, Éditions Gallimard, 1994, Paris, p.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