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谈论西方治理历史上的三个社会形态和三种国家：“君权社会”与司法国家、“戒训社会”与行政国家、“安全社会”与“治理国家”。君权或统治权依赖法律统治臣民，行政国家诉诸规章管治个体，而法治政府则治理人口。安全机制的运作，既无君主一臣民的关系，也不具禁令的形式。如果说统治者密切关注的是君权的稳固和臣民的顺从，那么，治理者则聚焦于人口、领土、财富之间连续而多样的关系。但福柯也明确这并不意味着这三者的构成要素是排他关系，并不意味着否认这三者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处于不同程度的重叠关系之中，而只是说在不同历史阶段因其中一个要素占主导地位而成为那个社会和那个国家的鲜明特征。“简言之，在18世纪，从治理艺术过渡到政治科学，从受制于君权结构的政制过渡到受制于治理技艺的政制，这都是围绕着人口，因而围绕着政治经济学的诞生而进行的。”③当然，新治理艺术的诞生并未消除君权，而只是使得治理艺术不再需要像在16、17世纪那样从那些君权理论中推导出来，并使人们弄清楚人们能把何种司法形式或制度形式或法律基础赋予作为国家特征的君权。同样，新治理艺术也未消除戒训，只有通过巨大的行政君主政体的发展才能体现和理解戒训的组织、实施以及17和18世纪初戒训得以在其中发展的所有制度(学校、军队、工厂等)。只有当人们设法治理人口时，戒训才具有最大的重要性和最高的价值。福柯反复强调，西方政治思想史并不是一部戒训社会代替君权社会、治理社会代替戒训社会的历史。“实际上存在着君权一戒训一治理管理这样一个三角，治理管制的主要目标是人口，其关键机制是安全配置。”①从18世纪起，治理、人口和政治经济学形成了一个坚实的整体，治理者以政治经济学为知识形式、使用安全配置这一根本技术手段来恰当地治理作为干预对象的人口。福柯把使这种特殊而复杂的权力形式得以实施的(由制度、程序、分析、反思计算和策略所构成的)整体、得以彰显的趋势以及司法国家得以向行政国家转变的过程称作治理术(gouvernementalité)。②治理术这个概念虽然晦涩难懂，但福柯还是给出了大致的定义。
绪 论
①②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406.
③ Ibid., p.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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