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基督教牧领权力因治理信徒灵魂而不同于政治权力，但福柯还是在基督教牧领制度中找到了西方治理术的源头、形成、结晶和胚胎，并断言基督教牧领为近代国家的崛起铺平了道路。因为这两种权力相互影响、相互交织、相互支撑和相互接替。只是到了16、17世纪，治理(gouverner)才获得了其国家意义、政治意义。“在16世纪末，在17、18世纪，这种治理术进入政治领域，这标志着近代国家的开端”③，当治理术实际成为一个被精打细算和深思熟虑的政治实践时，近代国家就诞生了。治理术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问题和人口问题。治理术的治理策略决定了国家的职能大小、范围。在福柯眼里，国家其实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重要。国家成立之后当务之急就是国家的治理问题。并非社会的国家化(étatisation)，而是国家的治理化(gouvernemental-isation)，决定了国家的持续存在。福柯把基督教牧领(pastoralechrétienne)、外交军事新技术(nouvelle technique diplomatico-militaire)和管治(police)这三者看作国家实行治理化的重要基石。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 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②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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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Ibid., p.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