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主体的面目
福柯拒斥笛卡尔我思主体，质疑现象学主体，为主体配备真相，均源于他对西方理性历史的梳理和考察。福柯询问理性走向自律的真正含义，评估理性统治的尺度和得失，评价理性通过科学思想、技术装备和政治组织这三种形式在近现代世界中的统治，并聚焦于人类主体用来关注自身的种种合理性形式，福柯始终在设问：人类主体通过哪些合理性形式，哪些历史条件，付出了什么样的理论或制度或经济代价，而使自身成为知识的可能对象？人们怎样才能说出生病主体和癫狂主体的真相?人们通过什么代价才能把说话主体、劳动主体和活着的主体加以问题化并进行分析?人们怎样才能说出关于一个人自身之能成为一个犯罪主体的真相?主体怎样才能说出关于自身作为性快感之主体的真相？总之，真相、真实言说以及真实言说与自身对自身的自反性形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福柯的“主体解释学”强调，这样的真相并不在主体之中，因为无论在本质还是来源上，灵魂都不是真相的居所。我们也不能把灵魂当作真实话语的对象。“关键在于要给主体配备(armer)一种他所不认识并且不存在于他身上的真相；关键在于要使这种已被掌握、记忆和逐渐实施的真相成为一个在我们身上最终居于支配地位的类主体(quasi-sujet)。”①笛卡尔把能自我设定和起奠基作用的我思主体当作真相的源头和保障，福柯则断定主体既非真相的源由，也非真相的保障。萨特是从真相的历史走向现象学，而福柯这一代人则是从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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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L'herméneutique du sujet", Dits et écrits, IV, 1980—1988,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1994, p.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