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曾指责福柯是资产阶级的最后堡垒，而福柯的回应是：如果资产阶级用他来做堡垒，那这个堡垒也太不坚固了吧。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都因要求摆脱受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束缚的政治环境，而成了斯大林主义的文化牺牲品。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和福柯的《词与物》在当时有意或无意地受到批评，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因马克思本人曾断言其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原则归功于李嘉图，福柯在《词与物》中把马克思仅仅定性为一个处于19世纪知识型内、与李嘉图并驾齐驱的一个角色，这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接受的。福柯不能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却在20世纪仍具有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影响。而新马克思主义者们则利用马克思来既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又反对法国共产党。由于法共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态度暖昧，致使青年学生和左派不再无条件地依附于法共。1968年“五月风暴”表明法共基本上对当时局势失去了控制。而福柯要做到在反思斯大林主义、法共的摇摆态度时又能避免右派言论，确实有不小难度。
真正促使福柯摆脱空洞的政治说教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冷冰冰争论的，并不是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而是1968年3月突尼斯学生暴动。福柯亲身经历并支持和参加了当时突尼斯的学生暴动:学生罢课、警察冲击校园、逮捕学生、监禁学生。如果福柯之前在法国、波兰所见的已是刻板僵化的马克思主义，那么，在突尼斯则遇见了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学生们凭借一种暴力、激进态度和感人冲劲来诉诸马克思主义。福柯从中看到了突尼斯学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方式如此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运作：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个分析现实的方法，也是一种道德力量，也是一个使人目瞪口呆的生存行动。突尼斯学生具有相对较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却在反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斗争中能赴汤蹈火、舍生取义，这让福柯深信：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或者有关世界的政治知觉的作用对激发斗争这一目标来说不可或缺，而理论的精确性、理论的科学特征却完全是次要的问题，甚至是欺骗的手段。①当福柯于1968年11一12月回到巴黎，把巴黎的情形与突尼斯的情况作比较时，感到震惊、困惑和失望。巴黎拉丁区巷战的风险与突尼斯学生暴动面临15年监禁的风险不可同日而语。从此，福柯开始厌倦法国“夸张一马克思主义”的大争论、咒骂、内订和结派，而亲身介入一系列有明确言辞和确定境遇的活动之中。瑞典、波兰、突尼斯和法国等地发生的严重不满和暴动都在持续质疑令人无法容忍的权力机关：不仅有国家权力，还有通过极其不同的渠道、形式和机构而在社会机体内实施的权力。人们不再接受以某种方式被权力所治理。
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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