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柯看来，启蒙运动的问题或理性的问题，作为历史的询问，以或多或少隐秘的方式贯穿着从康德直至当代的所有哲学思想。一个启蒙了的精神气质并不产生于对启蒙运动时期的教条的盲目信仰，而是源自它对现时代进行永恒批判的渴望。福柯毕生致力于把独一无二的、至尊无上的、绝对必然的合理性形式离析为只是众多理性中的一个可能的、偶然的合理性。理性是自我创造和不断分叉的，福柯据此分析了种种合理性借以相互产生、相互对立和相互伴生的不同基础、不同路数和不同形态。从一元到多元，从同一到差异，从绝对到相对，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从中心化到非中心化，更是人类思想史在当代发展的一大趋势和理论建构模式的新动向。理性批判史也不能不与之大体相对应。前车之鉴，过犹不及。我们希望这个流变趋势并非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人类思想史不应该上演为了解除非理性的蒙蔽而对非理性群起而攻之的一幕。
福柯批判理性，分析作为合理性的无所不在的权力关系如何被理性化，批判人文科学在理性化过程中所起的帮凶作用，这并不是为了排斥乃至否定理性，而是要对至高无上的、专横跋扈的、恶性膨胀的理性力量作一种不偏不倚的反拨和矫正。实际上，在他的话语中，事件和真相的展开都离不开理性。福柯只是认为理性作为权力的实施应该是复数，而非单数，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关系体系，而非本质力量。无可否认，人类的认识、思想和现实活动都包含有理性与非理性这两个因素，我们应返回理性与非理性浑然一体的历史原点。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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