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希腊至今的西方思想史，其主流是一部从“蒙蔽”经由“启蒙”再到“解蔽”的历史，也是理性与非理性此消彼长的历史。笛卡尔理性主义哲学中具有自由意志的理性主体把所有那些不符合新合理性要求的思维、行动和存在方式从西方社会生活中排除掉了。当理性主义压抑非理性，给人类造成严重危害的时候，福柯让人们看到非理性与理性同样重要，打破理性主义造成的沉寂并恢复同非理性进行对话。然而福柯并没有否定理性，因为同非理性进行对话的另一方只能是理性，他不过是要理性放下架子，改变惟我独尊、盛气凌人的姿态。启蒙运动让理性占据了只有上帝曾经享有过的至尊地位。哲学家们不能再重蹈覆辙了。福柯为非理性争得一席之地而振臂高呼，但非理性并未取代理性而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实，福柯甚至于主张没有必要人为地作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分。这样的区分往往是站在某个或者是理性或者是非理性的立场上做出的，本身就融含着对另一方的偏见和拒斥。
第二节 现代性批判之批判
在福柯看来，从韦伯到哈贝马斯的德国哲学几乎都在问同样的问题：理性史是什么？理性的统治是什么？理性的统治通过哪些不同形式得以实施?在批判启蒙运动的工具理性压抑或统治人类状况方面，福柯与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的法兰克福学派有着共同的志向。社会批判理论家们在工具理性(它与自然和社会的技术控制以及政治统治的实施相联系)与解放理性(它允诺了人类从专制统治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之间做出了间接区分。
尽管福柯与早期社会批判理论家们一起批判了与理性化的拓展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某些技术控制的结果，但是福柯并没有把理性化看成一个统一的、总体的、均匀的过程，或一个完全否定的和压抑的事件，而是依据主宰着确实的、生产的权力技术的特殊合理性去分析理性化，并分析权力技术在人类经验的具体领域中所产生的结果。早期社会批判理论家大多认为存在着一种高级合理性，即解放合理性，它将被知识分子或上层人物所发现和培育，同时期待着能构建理性社会的革命主体的崛起。与此不同，福柯并不是用另一个社会主义的、解放的和启蒙的高级合理性概念去推翻一个作为工具的、技术的、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概念，而是分析理性(尤其是权力关系)如何被理性化。
第二章启蒙与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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