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对理性批判家们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关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该书由12篇讲演组成，其中有两篇探讨福柯的思想。哈贝马斯声言，从黑格尔、马克思到尼采和海德格尔，从巴塔耶、拉康到福柯和德里达，理性批判家们的矛头直指以主体性原则为基础并归结为目的合理性的理性，批判狭隘的启蒙的权威主义固守自我意识原则和主体性原则而导致内部自然和外部自然客体化。理性批判家们指控，“这种理性揭穿压迫和剥削之所有表面的形式，只是为了用无懈可击的合理性本身的统治来取而代之。主体性被膨胀为虚假的绝对，就由主体性确立起来的这个制度把觉醒和解放的种种手段转换成为对象化和控制的工具而言，这个体制在这种十分隐蔽的统治形式中就确立了令人不安的免疫性”①。然而，实践哲学及其理性概念同样陷入了困境，实践哲学“依然还是主体哲学的一个变种，它虽然没有把理性置于认识主体的反思当中，却把理性置于由行为主体发动的目的合理性中了。实际上，在行为者和可以感知、可以掌控的对象世界之间的关系之中，只能出现一种认知一工具合理性；而在这样一种目的合理性中，理性的一体化力量，即现在所说的解放实践，是不可能充分发展的”②。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只想澄清这一困境，却并不打算走出这一困境。当然，面对工具理性，他们已设置了“回想”(remémoration)，以寻求见证了自然对其工具化作反抗或反叛的最小运动。①哈贝马斯断言，《启蒙辩证法》根本就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才能摆脱目的理性的神话暴力。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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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ürgen Habermas, Le discours philosophique de la modernité,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88, p.67.
② Ibid., pp.7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