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认为，尼采和早期社会批判理论家们的困境也就是福柯的困境。哈贝马斯认为福柯没法用权力策略的多样性来取代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在启蒙运动传统中发展起来的关于压抑的权力的模式，这些权力策略相互交错、前后相继，并依照作为它们的特征的话语构成和紧张程度而相互区分开来，而不能依据有效性标准来加以判断，这与人们用来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裁决受控的冲突不一样。①哈贝马斯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福柯的权力观上，认为福柯的合理性批判主要基于尼采的权力概念之上。在福柯那里，权力概念起着一种双重的但不可调和的作用。一方面，他把权力看成构成的，即真相和知识的先验条件，因而它是一个先验的无人格主体的概念；另一方面，如同功能主义知识社会学家一样，他把权力当作经验历史分析中的一个纯描述术语加以使用。于是，如果说权力是任何知识生产的先验条件，那么福柯自己的思想最终也不过是另一种权力技术，它不能验证自己的活动，从而使自己的理性批判理论不能自圆其说。福柯经验分析的缺点在于，当它应用于复杂的现代社会现象时，由于缺乏范畴框架，它既不能回答社会秩序是如何可能的问题，也不能为个体和社会如何相关以及个体如何形成的问题提供答案。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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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ürgen Habermas, Le discours philosophique de la modernité,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88, p.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