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揭露了理性总批判的一系列自我矛盾以后，哈贝马斯设想在社会批判的基础上重构一种来于社会和归于社会的理性。除了塑造工具理性批判的基础之外，这种重构向他提供了生活世界实践的可能的和合理的理性化形式的先决条件。生活世界的目的一开始就受制于交往合理性。由于“语言学转向”的准备工作，因此，我们只有改变交往合理性的范式，才能理解这一可能的思维方式。由于使用主客体模式，意识哲学的传统范式就不能逃避目的合理性概念，反而排除了人们相互认可的解放合理性概念。生活世界的最大有效性只能产生于相互认可的行动。由于交往合理性不是先验派生的，因此其理论也就能充分意识到语言学交往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
福柯在从事理性批判时，主要参照了他正从根本上加以质疑的绝对理性，福柯充分意识到这样做所冒的风险。当他着手描述使得一系列话语群体内的“知识”成为可能的认识型网络时，难怪有人向他提出了异议。他之所以冒险，是为了强调认识型既有其必然性和确定性，又有其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不要认为只要找到了必然性就万事大吉了，因为复杂的理论问题是绝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的。哈贝马斯认为，倘若福柯所使用的理论本身处于怀疑之中，那么他就不能批判地剖析他所描绘的任何合理性。应该说哈贝马斯的论证具有某种合理因素，因为批判理论应面对自己的理论前提，但是他并不懂得，福柯的怀疑精神与其说类似于“我对任何东西都不确信”这一自身无效的形式，倒不如说更像蒙田的“我知道什么?”(Quesais-je?)和康德的“我们能认识什么?”
第二章 启蒙与现代性
① Jürgen Habermas, Le discours philosophique de la modernité,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88, p.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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