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曾赞扬福柯“对理性唯一一次向技术知识的分叉作了精妙的描述”，应该说这又是哈贝马斯对福柯思想的一种误解。因为福柯声明自己谈论的是理性的一种多重的、连续不断的分叉，一种丰富充足的分叉。福柯并不像哈贝马斯那样谈论理性成为技术理性的时刻，并不谈论理性朝着技术合理性转向的分叉时刻。福柯对合理性进行理性批判，并不意味着他拒斥理性，而是要撰写一部关于合理性的偶然的历史，要明确和分析合理性的种种形式。种种合理性形式在某个确定的时期支配着知识的类型、技术的形式和治理或统治模式。合理性的形式之和并不等于理性。合理性的任何给定形式都不是理性。因而，福柯认为人们没有理由可以说在知识的类型、技术的形式和治理或统治模式这三个领域中合理性形式正在崩溃和消失。福柯看不到合理性形式的消失，福柯看到的是大量的变革，看到其他合理性形式正在无休止产生。虽然合理性形式不能混同于理性，但也并不等同于非理性，因为合理性形式是以人类实践和人类历史为基座的。我们不可能在诸多方面指明一个唯一的合理性形式。多重的、具有不同形式的权力关系都有特殊的合理性形式。①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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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Structuralisme et poststructuralisme", Dits et écrits, IV, 1980—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p.439—440, p.447, p.449—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