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柯眼里，种种合理性形式在某个确定时期支配着知识类型、技术形式和治理或统治模式。对技术的看法，福柯与哈贝马斯之间也存在着很大差异。哈贝马斯谈论三种技术：生产出物并对物作改造和操控的生产技术、使用符号体系的交往技术以及决定个体行为并强加某些目的性或目的的统治技术。而福柯则不仅强调精神病院和医院等机构制度对个体施加的统治技术，还认为在任何社会中存在着另一类技术：自身的技术。“种种自身的技术使得个体们通过他们自身在他们自己的身体、心灵、思想、行为上面实施某些操作，以期在他们身上产生改变、转换并达到某种完美、幸福、纯净和超自然力量的状态。”①福柯以为，为了在西方文明中分析主体的谱系学，就必须不仅说明统治的技术，而且还要说明自身的技术，以及这两种技术的相互作用。然而，哈贝马斯完全忽视了自身的技术，更谈不上探讨自身的技术与统治的技术之间的相互关系了。从福柯把种种统治的技术当作研究权力领域的出发点，到随后福柯从自身的技术出发来研究权力关系，集中体现了福柯对这两种技术相互之间关系的重视。
福柯要分析合理性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福柯并不总括地考察社会或文化之普遍的合理性化进程，而是分析其在癫狂、疾病、死亡、犯罪、性等几个基本经验领域中的过程，福柯并不从权力的内在合理性观点出发来分析权力，而是通过种种策略的对抗来分析权力关系。从福柯有关事件和真相的话语中可以看到福柯是承认理性的存在和作用的，只不过认为这些理性是多种多样的，而且，作为权力的实施，这些理性是战术、策略上的。福柯坚定地认为自己并不是哈贝马斯等人所说的“非理性主义者”，福柯既反对把理性看成人类的希望，又拒绝把理性视作人类难以对付的敌人。他指出，合理性化与政治力量的暴行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系。我们不该等待官僚机构或集中营来承认这种关系的存在。但问题是:如何看待这个明显的事实?我们要审判理性吗？依他看，没有什么比这更枯燥无味了。因为他认为：“首先，这个领域与有罪或无罪毫无关系。其次，把理性当作与非理性相反的术语加以诉求，荒谬透顶。最后，这样的审判会使我们陷入起到专断的和令人厌烦的非理性主义或理性主义作用的圈套。”①福柯并不是要起诉理性，也不想与理性作战，而是要揭示与暴力如此相契合的合理性所具有的本性。理性与暴力完全可以共处并存，甚至合谋。“我热衷于个体之管理的合理性化。我的工作的目标并不是一种有关制度机构的历史或一种有关观念的历史，而是在机构制度和人们行为中运作的这种合理性化的历史。”②福柯表明：由于暴力深深植根于我们所使用的合理性形式之中，因而，暴力的合理性化是最危险、最可怕的暴力。
第二章启蒙与现代性
① Michel Foucault, “Sexualité et solitude", Dits et écrits, IV, 1980—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p.17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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