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答如何看待后现代主义这一问题时，福柯强调我们必须与一种极其普遍和肤浅的倾向作斗争，即规定头号敌人，似乎它总是我们要加以摆脱的主要压抑形式。因为这种简单化的倾向包含了一些危险的后果：一是倾向于探询幸福之种种廉价的、古老的或有点想象的形式事实上这些幸福形式是人们在过去完全不曾拥有的。二是存在着由哈贝马斯提出来的问题：如果人们抛弃了如康德或韦伯的研究工作，那就会冒陷入非理性的危险。福柯对此表示完全同意，但同时，福柯认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与过去极其不同。他认为自18世纪以降，哲学和批判思想的重大问题总是并且将来还是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所使用的理性(raison)是什么？它的那些历史结果是什么?它的那些界限和危险是什么？我们如何能作为理性的存在，作为幸运地注定实施一种不幸被种种内在危险所贯穿的合理性的存在而生存呢？这些是极难解决的关键问题。而且，如果理性是我们要加以消除的敌人这样的说法极其危险，那么，任何批判质疑这个合理性就可能会使我们陷入非理性这样的断言也同样极其危险。福柯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种族主义正是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之浮夸合理性的基础上得以阐发的，并由此成了纳粹主义最为持久和最为持续的思想武器组成部分之一。当然，福柯这样的提醒无意批判合理性，而是要表明事情在哪个点上是模糊不清的。这确实就是一种非理性，但它同时又是一种构成了某种合理性形式的非理性。①福柯总结了自己与哈贝马斯之间的差异，哈贝马斯要发现一种先验的思维方式，以反对任何形式的历史主义，而福柯实际上更是一个历史主义者和尼采主义者。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Le sujet et le pouvoir", Dits et écrits, IV, 1980—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p.22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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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Michel Foucault, “Foucault étudie la raison d’État", Dits et écrits, IV, 1980— 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