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喜欢用现代性、后现代性这些语词，现代性指基于理性的宏大叙事，而后现代性则指理性的分崩离析，把理想仅仅看作众多叙事中的一种。而在福柯看来，法国人对现代性并无确切的定义，福柯本人也不知道这个词究竟意指什么。后现代性或后现代主义背后并无共同的问题。福柯强调各种形式的合理性堆积在一起并不等同于理性，这是因为合理性形式有生有灭，而理性并不会毁灭。于是，在福柯看来，现代性、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这些称谓和区分，不仅不科学，而且毫无意义。可见，20世纪思想大师们之间的争论和交锋往往是在不知道对方思想、观点、立场的确切意义的情况下进行的，是在误读有时甚至不读的情形下作出的。
第三节权力与真相
福柯拒斥近现代哲学大写理性主体的至上性，批判传统哲学的线性历史观，明确把考古学视野中的话语与政治学领域中的意识形态区别开来，阐发了话语与权力、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密切关系，揭示了任何社会的话语及其实践都受制于权力这一隐秘真相。
20世纪50年代有关科学的政治地位和科学所能传递的意识形态功能问题，也就是福柯所说的权力与知识问题凸显出来了。福柯认为讨论精神病学与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的关系问题，能确切地把握权力与知识的关系问题。但精神病学、医学这样的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却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兴趣。于是，福柯在《古典时代的癫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监视与惩罚》等著作中专门探讨了精神病学、医学、刑罚学的科学结构与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和戒训控制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不是像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后斯大林主义者那样只注重数理化这些“高雅”、“严肃”科学的政治应用问题。一些亲近法共的医生一直无视作为政治的精神病学。①只是福柯在《古典时代癫狂史》和《临床医学的诞生》中几乎没使用“权力”这个词，因为福柯当时感到有一种与政治形势有关的无能为力。人们不知道从哪个方面提出权力问题。是从宪政、法治方面提出，还是从国家机器方面提出？人们更没有探讨权力行使的方式、特殊性、技术、战术这些细节问题，没有分析权力机制。只是在1968年以后，那些在权力网络最薄弱环节、在基层日常生活斗争的人们，才开始分析一直处于政治分析范围之外的权力机制②，才揭示出精神病拘禁、个体的心理正常化和刑事制度等在权力机关的总体运作中所起重要作用。福柯在《词与物》中则要弄清楚在科学陈述之间流通的权力效应是什么，科学陈述的内在权力制度是什么以及为何、如何会发生种种变化。只是《词与物》对话语制度(régimediscursif)和陈述活动特有的权力效应研究得还不够。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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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福柯那里，“sujet”有双重含义：因受控制而屈从于他人的“主体”;因自身意识或自身认识而依从于自身的“主体”。显然，知识主体和权力主体主要是第一种意义上的主体，而伦理主体则主要是第二种意义上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