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理论古已有之，但大多是探究“何谓权力?”的本质主义权力观。福柯也不是第一个向话语提出权力问题的人，只是对“权力如何实施?”作了非本质主义的分析。鉴于当时的法国右派只是用宪法、法权这些法律术语提出权力问题，而左派只用国家机器这样的用语来谈论权力问题，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未能探究权力实施的方式、战术和技术。鉴于西方攻击苏联政权为极权，而马克思主义又批判资本主义的阶级统治，但论战双方都未能分析权力机制。福柯要从权力机构的一般功能去审视在像癫狂、犯罪和性这些“边缘”经验领域中权力机制运行的具体情况。福柯断定，无论是现象学的起构建作用的主体，还是马克思主义的起决定作用的劳动主体，都无助于用来分析权力机制的运作。由于主体是在历史网络中构成的，因而，只有谱系学能阐明知识、话语、客体领域等的构成之历史形式，而无需参照某个超越事件领域的主体。
至于某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为何难以适用于权力分析，为何要加以审慎使用，福柯提出了三个原因。首先，意识形态概念与真相潜在地对立，而福柯看重的恰恰是要如实地了解真相效应如何在本身非真也非假的话语中产生，而不关注话语中哪部分是科学的、真的，哪部分是不科学的、不真的。其次，意识形态必定要参照某个主体。最后，意识形态相比于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基础总是次要的。
政治权力不仅施加于意识形态之上，还施加在身体上。在法国，政治问题为何似乎聚焦于身体呢?福柯在研究刑事制度尤其是西方的戒训制度时发现政治权力并不唯一地施加于意识形态之上。“政治权力，甚至在施加于意识形态、人的意识之前，就以非常有形的方式施加于人们的身体了。”①福柯以为，人们向身体强加姿势、态度、使用、空间分布、栖居样态的方式，人们的这种形体的、空间的分布，属于一种有关身体的政治技术(une technologie politique du corps)。除了法国，美国加州也有这样的身体聚焦：人们用其他群体治疗(其基础是身体，其目标要加以废除或改正的，并非是施加在无意识上的压抑，而是权利形式、施加在身体本身上的种种联系)来取代意识一无意识话语的群体治疗。②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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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Entretien avec Michel Foucault", Dits etécrits, III, 1976— 197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