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阴霾深重之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1915年1月18日这天的私人日记中写道：“未来是黑暗的，然而我想黑暗大概是未来最好的样子。”正如丽贝卡·索尼特（RebeccaSolnit）所评论的：“伍尔夫说的太棒了，她相信未知不必通过人类虚假的预测或冷冰冰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话语的投射转变为已知。这是对黑暗的讴歌，我想’二字暗示了伍尔夫甚至对自己的论断都情愿保留不确定性。”4
唐娜·哈拉维（DonnaHaraway）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5她指出这在伍尔夫1938年出版的《三几尼》(ThreeGuineas)中一书中再次得到了确认：
我们必须思考。让我们在办公室里思考；在公共汽车上思考；在人群中站着观看加冕典礼和市长就职游行时思考；让我们在经过阵亡纪念碑时思考；在白厅[1]中、在下议院的大厅里、在法庭之上思考；在参加受洗、婚礼和葬礼时思考。让我们的思考从不停止思考我们身处之中的“文明”到底为何物。这些仪式是什么，我们为何去参加仪式？这些行当都是什么，我们为何能从中牟利？这些有教养人士的游行到底能引我们向何处？6
新黑暗时代科技与未来的终结
[1]白厅（Whitehall）：英国伦敦市内的一条街，连接着议会大厦和唐宁街。在这条街及其附近有国防部、外交部、内政部、海军部等英国政府机关。——编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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