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希腊虽然统称为希腊，但却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由许多地域较小、相互独立的城邦（polis）所组成的，它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并不很均衡。以希腊文化也是哲学繁荣时期的中心雅典为例，经过梭伦、克利斯提尼和伯里克利等人的政治改革，雅典逐渐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城邦民主制度，城邦的每个自由人都是公民，公共事务由他们选举出来的执政官主持，由全体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以直接民主表决的方式决定城邦的重大事务。这种相对而言比较民主的社会制度使它的公民具有强烈的独立自主性，这就为思想自由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为哲学的生长提供了丰腴的沃土。另外，古代希腊社会实行家庭奴隶制，奴隶承担了全部体力劳动，使得奴隶主们有了闲暇，有了专门从事科学研究、学术思考、文艺创作等精神劳动的必要时间和精力。实际上，西文中的“school”（学校）一词，即导源于古希腊语的“闲暇”（skhole)。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使古代世界的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②
希腊哲学的产生直接得益于丰厚的文化背景，它是不同文明相互交融的产物。希腊地处亚洲、非洲和欧洲的交汇之处，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有条件汲取各大文明的精华，并且较少保守性。荷马的英雄史诗、赫西俄德的神谱故事、巴比伦的算术和天文学知识、埃及的几何学和宗教观念等不同文化的积累，共同构成了肥沃的思想土壤，催生出希腊哲学这朵智慧之花。尤其是影响广泛的希腊神话，不仅奠定了希腊哲学的主题方向，而且为之准备了众多的基本词汇。
①参见[法]让-皮埃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之一)，北京，三联书店，1996。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5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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