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弗利毕生奋斗的最高目标，就是祖国意大利的统一。作为当年共和国的要员，马基雅弗利在各种政体中更偏爱共和制。在他看来，共和制最符合平等和自由的要求，最能保证公共福利的增进，促进公民财富安全的增长。但是，实现共和制要求公民必须具有某种个人美德，必须在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中才能实行。而这种美德和秩序在当时的意大利已不复存在，这就有必要建立一个王权的绝对统治。马基雅弗利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了梅迪奇家族身上。因此，在马基雅弗利的著作中，始终如一地贯彻着一个主题，即研究历史和当代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并上升为某种政治理论体系，为他心目中的理想君主进行统治提供借鉴。历史之所以可以为鉴，就在于未来的历史事件与过去的历史事件具有相似性。而情况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人的所作所为，一直是、而且将来也是由于人类相同的种种冲动的刺激，所以必然产生相同的结果。因此，人类永恒的共同本性，是马基雅弗利政治哲学的基础。关于人性，马基雅弗利曾作过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描述：“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①换言之，人性本恶，人是自私的。基于对人性的这种理解，马基雅弗利明确指出，进行统治的基础不是美德，而是权力，是统治者的才智、能力。
马基雅弗利把政治学的基础由道德移向了权力，从而在政治思想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在此之前，欧洲政治思想领域流行的是道德支配政治的观点。一代一代的思想家在正义、德性等观点的指导下设计出了一个又一个柏拉图式的“理想国”。然而，马基雅弗利却认为：“许多人曾经幻想那些从来没有人见过更没有人知道在实际上存在过的共和国和君主国。可是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致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样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②
正是从这种现实主义的观点出发，马基雅弗利虽然认为，君主具有人们通常所说的那些美德，诸如诚实、慷慨、守信、仁慈等等，当然是值得赞扬的，然而君主之为君主，其首要的任务不是使自己成为一个有德之人，而是维护自己的政权和国家。君主拥有善良的品行受人赞扬固然是好事，但君主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拥有所有善良的品行。君主固然应该避免那些可能导致亡国的恶行，但如果某些恶行可以挽救国家的话，君主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它们可能受到责备而良心不安。例如，被人们称为慷慨固然是好的，但它并不适宜于君主。君主只有在慷他人之慨时，例如带军队出征，靠掳掠、勒索、敲诈来补给时，慷慨才是必要的。而在其他情况下，君主为了保有慷慨的名声，势必耗尽财力，额外增加人民的负担，使人民仇恨他。而当他翻然悔悟痛改前非时，又会立刻被人称为吝啬。君主最应避讳的就是被人轻视或憎恨，而慷慨则会带来这两者。再如残酷和仁慈这一对品质。残酷令人畏惧，仁慈则受人爱戴。所有的君主都会希望被人称为仁慈而避免残酷之名，但比起坐视混乱从而危害整个社会的过分仁慈来说，能够创造秩序和统一的残酷实际上要仁慈多了。君主也许想受人爱戴和令人畏惧二者兼备，但实际上很难做到。如果必须在二者之间做出取舍，则令人畏惧比受人爱戴要安全得多。因为人都是忘恩负义、趋利避害的小人，靠惩戒维系的畏惧比靠恩惠维系的爱戴更为有力。人们冒犯一个自己爱戴的人比冒犯一个自己畏惧的人更少顾忌。在分析守信问题时，马基雅弗利更是提出了著名的狮子与狐狸的比喻。马基雅弗利指出，笃守信义是值得赞扬的。但经验表明，那些曾经建立了丰功伟绩的君主们却并不重视遵守诺言，而是最懂得运用阴谋诡计，并最终征服了那些盲目守信的人。君主应勇猛如狮子，狡猾似狐狸，二者缺一不可。在遵守信义于己不利的时候，他决不应该遵守信义，但他务必要装出遵守信义的样子。至于其他品质也是一样。君主必须会做一个伟大的骗子和伪君子。君主要显得慈悲为怀、笃守信义、合乎人道、诚实可靠、虔敬信神，但同时又要有精神准备，一旦需要便能够并且知道怎样改弦易辙。如果可能，君主还是不要背离善良之道，但一旦需要，他必须懂得如何作恶。所有这一切，都被概括为马基雅弗利的一句名言：“目的总是为手段辩护”。
①[意]马基雅弗利：《君主论》，8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②同上书，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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