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克尔恺郭尔把个人这个概念作为“自己的范畴”，认为他的使命就是重新阐明做一个个人究竟是什么意思。他认为，现在普遍性的概念几乎统治一切，人们总是说“我们”、“我们的时代”、“十九世纪”等等，个别存在的人简直算不了什么，当今时代的不道德的根源即在此。如果说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特有的邪恶，那么我们时代的邪恶恐怕不是享乐、放纵或荒诞，而毋宁说是对个人的一种放荡的泛神论式的蔑视。人们对时代的成就感到欢欣，其中却夹杂着对个人的蔑视，似乎每个事物都必须附属于某种运动以便成为它的一部分，人们也必须参与世界历史，沉陷在整体之中。没有人愿意成为一个个人，因为人们害怕如果成为个别存在的人，他们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克尔恺郭尔把这归咎于黑格尔哲学，他大声疾呼要求提高个人的地位，为保卫个人而斗争。
另一方面，克尔恺郭尔认为个人的最高的自我实现不是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在于普遍的绝对思维的发展，而在于个人和上帝的关联之中。因此，重要的不是理智而是信仰。虽然克尔恺郭尔以近乎热病似的理智差不多把每条经验都转化成反思，一口吞下其所有者的生命。但是，他预先发出警告，要提防他的理智那种精巧、贪婪的劫掠。他知道，他的理智的力量同时也就是他的十字架。理智是永远提供不出信仰来的；然而，要是没有信仰，他就会死在自己的心灵里面，成为一个病弱、瘫痪的哈姆雷特。
①参见《克尔恺郭尔日记选》，85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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