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美感生活又是忧郁的。一旦太阳的余晖褪尽，黑暗就成了人间的主宰，忧郁总会在尘世生活的喧嚣和骚动之后潜入人的心灵。忧郁带来的是不幸。“每个人都在其内心的宁静中秘密地抱着这样的想法，他是人群中最不幸的人。”①生是不幸而痛苦的，坟墓中却有着安宁和解脱。这就是美感生活的终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生活是精神的失落。它追求无限，但这是“坏的无限”；它尽情享受，可是它却从来没有确定的形式；它的基本命题是：“此时此刻就是一切”，但这就等于说“它就是无”，因为此时此刻作为时间的一个原子是不断地消逝的。处在美感生活中的个人只能是焦虑而绝望的。焦虑是人面对虚无和自由时产生的一种眩晕，而绝望则是一种致命的精神疾病，它表现为自我关系的一种失调：个体对自我的人格表示怀疑，它使人陷入虚无和沉沦。但另一方面，如果在绝望中渴望拯救，投身上帝，精神也会从绝望中解脱出来。这就是精神的后两个境界。
对伦理阶段的考察表现在《非此即彼》第2卷和《生活道路上的诸阶段》中的“关于婚姻的各种考察”以及《恐惧与颤栗》中。克尔恺郭尔认为，人作为主观的生存者，他唯一的现实即伦理的现实，因此，个体对理想目标的追求可以在伦理范畴内完成，可以成就人性的自我。但他又认为，道德理想被赋予人们的习惯结构所取代了，以便适应特定的时代，但事实上习惯是一种消磨人的意志的、使人堕落的力量。而他心中的伦理则是一种既有强制性，又促动主体性，并推动人格发展的力量。他指出：“伦理的东西是具有普遍性的，而作为普遍的东西，它适用于一切人，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意味着它适用于一切时代。它内在于它自身，它没有任何外在的东西；这正是它的目的，但目的本身却是为万事万物而设的。”①伦理的普遍性体现在婚姻、对邻人之爱和悲剧英雄中。如果说唐·璜是美感阶段的典型，那么苏格拉底就是伦理阶段的典型。伦理的人有自己信奉的原则，有为原则而牺牲的英雄气概，因此可能产生克尔恺郭尔称为悲剧英雄的人物。悲剧英雄为了表现那普遍的东西而抛弃他自己。伦理境界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是进行选择，无论什么地方只要存在着严格意义上的非此即彼的问题，那里也就存在着伦理的东西。唯一绝对的非此即彼，就是在善恶之间进行选择，这是绝对的伦理选择。但克尔恺郭尔又说，非此即彼首先意味着选择善恶还是排除善恶。在这样的选择中，善与恶的范畴在人的生活中便具有绝对的意义。因此，归根到底，基本的伦理的选择就是选择自我。古希腊德尔斐神庙里的题铭是“认识你自己”，克尔恺郭尔则提出“选择你自己”。伦理在本质上是“普遍与特殊的综合”，义务是要求人去做的普遍的东西，我的义务又是专对我一个人来说的特殊的东西，我完成义务就把二者统一起来了。伦理的意识相信自己在道德上的自足性，但它只是用一般方法去解决个人问题，在碰到例外情况时，它就无能为力了，甚至无法找到一个行为规则。当伦理的人意识到自己不能满足道德律的要求，缺乏自足性，因而感到自己有罪时，就不可能再停留在伦理的阶段上了。“只有当我选择自己是有罪的时候，我才绝对地选择了我自己”，有罪是“存在的最具体的表现”，是“存在最强烈地自我肯定的表现”②。罪的事实对伦理是不可克服的障碍，使伦理丧失了理想性。在罪面前，伦理毫无办法，只能导向忏悔。这样，就必须离开伦理的境界而进入存在的第三个阶段——宗教。
① Kierkegaard: Either/Or, Princeton, 1968, p.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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