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的自由观念出发，穆勒坚决反对“多数人的暴虐”(the tyranny of themajority)，即社会作为集体而凌驾于构成它的个别个人，把它自己的观念和行事当做行为准则来强加于所见不同的人，以束缚任何与它的方式不相协调的个性的发展，甚至阻止这种个性的形成，从而迫使一切人都按照它自己的模型来剪裁他们自己。于涉个体自由的唯一理由只能是为了自我防卫，或防止对他人造成危害。除此之外，“人们不能强迫一个人去做一件事或者不去做一件事，说因为这对他比较好，因为这会使他比较愉快，因为这在别人的意见认为是聪明的或者甚至是正当的；这样不能算是正当”②。人们可以规劝、争辩、恳求，但就是不能因此而强迫。“在仅只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乃是绝对的。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③
套用现代著名思想家以赛亚·柏林（IsaiahBerlin）所区分的两种自由概念④，穆勒倾向于“消极的”（negative）自由概念，即“免于……的自由”（lib-ertyfrom)，而不是“积极的”（positive）自由概念，即去过一种已经规定的生活形式的自由。这就是说，自由的维护，存在于排除干涉的“消极”目的中。穆勒的自由理念极大地影响了自由主义思潮，具有深远的思想意义。
三、斯宾塞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年)，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进化论的早期倡导者，英国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有影响的主要成就是对知识的综合，并且提倡个人优先于社会，科学优先于宗教的观点。斯宾塞的代表作是《综合哲学》，这部完成于1896年的多卷本综合性著作论述了生物学、心理学、伦理学和社会学的原理。其他著作有《社会静力学》（1850）、《进化的假说》（1852）和《社会学研究》（1873）等。
斯宾塞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好辩、也最有争议的英国思想家之一。强烈的科学取向，使他极力强调以科学方法考察社会现象的重要性。他坚信自己思想的所有方面构成了一个极为融贯而有序的体系。他认为，科学与哲学支持并促进了个人主义和社会进步。不过，虽然把他视为维多利亚时代乐观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很自然的，但他也绝不是没有遭遇不时笼罩在维多利亚式的自信之上的悲观主义阴霾。例如，他认为进化之后必然是解体，即退化，而个人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和战争消亡之后才能盛行。
①[英]穆勒：《论自由》，13页。
②③同上书，10页。
④ Isaiah Berlin: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Four Essays on Liberty, Oxford University,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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